我不自觉地对老医生感兴趣起来。因为我也是个退伍上尉，也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医治别人的人。不多久问到我的病症上，丹尼斯说：“睡不着觉？”我说失眠有十来年了。他立刻问：“想过自杀吗？”我连忙摇头，心想，真想过也不能告诉你。
老医生认为不想自杀就是不大要紧的失眠。他说：“我给你个处方吧——睡觉前做爱。”
可以想象我当时的神色。我像看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
“做爱是最好的催眠药。”他声音响得马路对面也听见了。像是给大兵训话，要不就像议员拉选票的演说。
我压着羞恼，保持脸部平静，别让人觉着我见识太短，连“做爱”作为偏方都接受不了。我在美国的头几年主要练一个本事：对任何词汇、行为、概念都藏起大惊小怪的样子。我认为对无论怎样怪诞奇异的事物面不改色是美国式的“好样儿的”，反之，就是土、古板、不够当代、不够世界化，也就是不“Cool”。
当我从“自杀”和“做爱”两个词的jīng神余震中复原时，见老军医已经在做结束就诊的打点了。他合上笔记，把两根拐杖在胳肢窝下摆舒服，大声叫我到前台去结账并约定下次就诊时间，他还挺自信，他这么处理我，还坦坦地等着“下回”。
我忙追问：“你给我开的药呢？”
他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做爱’吗？”
我的好脾气撑不下去了，险些对他说：你还该回大兵营去，假如他们还收留你的话。我简洁有力地说：“我来看你，是为了得到医治，最起码是得到好点的安眠药。”
“没门儿！”他说，“我不会给你开安眠药。越好的安眠药越坏。”
我说，没有药我今天是不会走的。既然我们都在军营里混过，我也就不考究语气了。美国俗话：“做任何事都有一个正确方法和一个错误方法，还有用来区别对和错的“军队方法”。我就用这军队方法从丹尼斯那里bī来十颗药片。他命令我只吃半片，实在熬不住，再吃那半片、他声音虽依旧粗重，眼睛却是自家姥爷式的，担忧而心疼地瞅着我。他其实在说这样的潜语：“你要乖点，晓得好歹，孩子。”
后来我先生去他那里做例行体检，回来就说丹尼斯是老怪物。在肛检时他自言自语地说“你该为你的运气而高兴。我手指头特细，远近闻名的细——好多人慕名而来请我做肛检呢！”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碰巧有个医生，他听说丹尼斯任我们的家庭医生时，说：“啊，他还活着！”
但我觉得他除了老，以及倚老卖老的出口粗鲁，在治病上还是无可挑剔的。只是他对安眠药的军阀式控制，很令我吃不消。我每次要逗着他说半天有关他孙子孙女的趣闻，才讨得几颗药片。他总说：“安眠药不是糖豆儿，你给我记清了。”
我还是决定辞掉丹尼斯。之后我投奔过两三个家庭医生。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才正式进入旧金山的“失眠中心”。给我诊断的失眠专家（他首先是一位jīng神病理学家）对我一面摇头一面说：“假如你那些家庭医生在给你开安眠药时不那么慷慨，你的失眠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步田地。”
意思就是，在安眠药上对我的娇纵，是这病的真正诱因之一，是医生们图在我这里找点清静，图省事，也就是不够负责使然。
我这才顿然想到了丹尼斯，五年前每给我一张安眠药处方时，他那不安抑或痛心的目光。我再次打开医生名册，却不见他的名字了。我不知这回他从哪个意义上退伍了。
一九九三年初，我回到芝加哥，打算把修了一半的艺术硕士修完。一九九二年秋天在旧金山完婚，也算个“有家室之人”，该尽本分做妻子，至于回校读书，心理自然不很坦然。因此把自己读书期间的财经预算主动压得很低。朋友托朋友，找到一处房租低廉的居室。据说它最令人羡慕的长处是，方圆一英里之内，有地铁、有家“九毛九”百货店和一个“EggStore”——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没有不知道这个著名的食品减价商场的。它分布在城市各个贫民住宅区，如同一个个食物急救站，能及时扑灭周围的饥饿。为什么给它取名叫“EggStore”（蛋铺），我一直没考证出来。有人说它的源起是专卖jī蛋的小铺。因为jī蛋是美国最便宜的食品之一，所以在它拓展成为今天这样庞大的连锁二手货食品店时，仍沿用jī蛋作为它物美价廉的象征。还有就是从复活节来的那层寓意：jī蛋是复活节的主食；只要有jī蛋的地方就有生命之孵化，生命之起死回生。因此，jī蛋象征的是生命之早chūn。我比较赞同对“EggStore”的后一种注解。应把这个“蛋铺”改成“生命之chūn”食品商场——SpringofLife：有生命弹跃而起之意，也有生命如泉喷涌之意。
我很快便跻身到采购的人群中去了。很快就碰到一个熟面孔。她先叫出我的名字，我才想起她是我餐馆打工时的工友。她是陪读刑法博士的丈夫来美国的。听说她家早已搬到以白领阶级为主的近郊去了，不过她每个周末仍要走出自己的阶级，到蛋铺来采买一周的食物。我认识的许多留学生都是这样，毕了业就了职，房产汽车都齐了却仍折回“蛋铺”来买这些有残疾或欠标致的瓜果。或许这宽大简朴的店堂曾以它的丰盈消除过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恐慌，他们对它的持续惠顾出于一种感恩心理；或许是在这里采买，好比在一座食物矿场里开掘，掘出什么都给人近似挖宝或历险的心理满足。或许仅仅因为留学生的本性——留学生是世界上最懂节俭的一种人，他们总是远远地回来。
走到奶制品一栏时，发现一个很瘦小的老太太坐在两大桶牛奶边上。“蛋铺”充满喜洋洋的各国语言，若不留心，绝不会听见这老人细弱的呻吟。她几乎是整个店铺中唯一的一个白面孔。美国人但凡有个体面收入，是捺不住性子来这里和各种肤色的移民打捞食物渣滓的，我还没走上前，就闻到一股奇特的气味从老妪身上泛起。
我问老太太哪里不妥，她哼哼着说：“我的脊梁要杀死我了！”我必须完全蹲得与她一样矮小才听得见她的话。我试着去拉她的手，她把那只手从我手里缩回，给了我另一只手。因为头一只手的手心里有几枚硬币。她像一截定了形的老藤一样，被我一点点抻直，眼看要直了，她尖利地惨叫一声，又缩回原来的形状。她身边搁着一个手推车，是专为老年人购物所设计的那种，只是它也老得如她一样变了形。
我把两大桶牛奶放到手推车上，从她婴儿一样尖细的期期艾艾中，我弄明白了，她在这儿佝缩了一个来小时了，就是想把脊背的疼痛挨过去，再把两桶牛奶搬上车。我左手推着她的车，右手环过她的背，插在她的右腋下，等于将她的体重全挂在我的右臂上。我感到她整个人不比两桶牛奶重多少。我问她还需要买别的什么？她说不需要了，两桶牛奶足够她和她的家庭一周的过活了。我差点问：一周七天光靠牛奶？但我及时闭了嘴。在美国，是可以把悲惨当某种怪癖来理解。而把悲惨当做怪癖来尊重，也就等于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对生活方式及自我信仰的自主权。
我问老太太家住哪里，她说只有三个街口之遥。我决定把她面jiāo她的家人。根据我对医学广博的无知，我断定老太太一定有脊椎错位之类的病症。她根本已瘫痪在我的右臂上。经过付款过道时，她将手里的硬币给收银员。款数刚好，显然她预先作了计算，也预先打算好除这两桶牛奶绝对不买任何其他食物。“蛋铺”的牛奶便宜得近乎自来水。
我一身担着老太太和牛奶，走到马路上。那股奇特的气味我现在已判断出来了——是一股类似动物园的气味。老太太告诉我她叫Anna。我发现安娜的衣着是60年代的，是件大致是huáng色的灰外套，或说是大致成了灰色的huáng外套。安娜极清瘦，衣服也过于单薄，因而她那几乎弯成“S”形的一根脊柱，清晰地显现在她背上。假如把她整个人抹平整，她不见得比我矮多少。我问起她的家庭。她说：“是啊，我有个大家庭等着我去喂呢。”我纳闷竟没有一个比她健康点的晚辈来承担这采购。她像读懂我心思似的，解释说：“我有两个儿子，在韩战时上前线了，都没回来。至少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问来。”
我说：“您一定弄错了，不是韩战，一定是越战吧？”
她说：“我没弄错，是韩战。越战的时候我一个儿子也没有了。”
我心里暗暗吃一大惊：安娜至少有八十五六岁了。虽然她勉勉qiángqiáng算是活着，但毕竟有这把孱弱的阳寿。再瞅她的脸容，不知何处使她看去像个婴孩。残缺不全却幼稚无邪的那一种面容，头上稀疏柔软的huáng白绒毛在无风的太阳里浮动。我很难启齿地又问：“那您丈夫呢？”安娜说：“他去世已经二十年了。”
这时我们已走过第二个街口。我由于不小的劳力支出而浑身有了汗。安娜指指前面说：“看，那就是我们的家。”
她手指的地方，一大片灰蒙蒙的鸽子，你挤我我挤你地发出打嗝似的低音。我留意她说“我们的家”，心里觉得有些宽慰。
三个街口我和安娜竟走了四十多分钟。其中安娜不断请求我停一停，因为一阵剧痛又朝她脊梁袭来。疼痛使她蜷曲、扭歪，原已变形的身躯更加走样。我也已筋疲力尽了。总算听她说：“就这里。”
是一排店铺式房子，大部分都倒闭了，关着门，陈列橱窗玻璃上被涂鸦，被贴着招租广告和卜卦、纹身、逃犯通缉告示。那一大群鹤子见了安娜，一齐“呼啦啦”振翅起飞，轰炸机似的朝我们冲过来。我感到扑面的是带着腥膻体温的一片固体肮脏。我闭眼屏气，躲着那羽毛间夹尘土的风。安娜的嗓音更细弱温存：“我的天使们！”
她请我把牛奶倒在路边一个残破玻璃盆里。她说：“抱歉了，就只有牛奶了。”等我照她吩咐完成了对鸽子的服务，抬起头立刻怔了——她那间店铺房的陈列窗里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猫，大概有二十多只，全都像安娜一样细瘦，只是眼睛都直bībī的晶亮，被饥饿点燃着。我这才明白安娜所说的“家庭”，我不敢走进安娜这个家庭。从敞开的门窥入，里面是一目了然的赤贫。有张chuáng垫，有个冰箱，没有浴室和厕所，也没有炊事可为。我把两大桶牛奶给她提到门内，大半个身体坚定地留在门外。但我还想为这个已进入末日的孤独老人做点什么。她蹲着身挨进门，她身上的气味马上溶入屋里暖暖的生物气息。猫们竟比安娜要gān净些，也多些优越感。我迅速撕下一页纸片，写了我的电话号码，递给安娜：“如果有什么事——比如你的背痛要杀死你，你起不来去买牛奶，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住得很近。”
安娜却没接那号码。她说：“谢谢你。我没有电话。”
“你从来不给任何人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