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晓得他在诈我。他根本没看见我，也并不确定有我这个人存在。不是光我们怕他们，他们也一样怕我们；比例上是他们一人要对付我们几十个。我们要真作起对来，他们也得费些劲。他又瞎喊几声，就闭了手电。我往前爬几步，发现他也藏起来了。他不想让我在暗处，他在明处。我必须找到他的方位才能决定我下一步怎么走。风硬起来，我汗湿的棉袄结冰了，跟个铁皮筒一样箍在身上。我差不多要冻死的时候，听见一声划火柴的声音。他把火光遮再严我还是把他的方位认准了。他不晓得我离他那么近。我闻得到他纸烟的味道了。他坐在那里，在一团骆驼刺后面，头缩在大衣毛领子里，皮帽子的护耳包得紧紧的。他每隔一两分钟就站起来往左边去几步，再往右边走几步。我一脑子就是你妈跳橡皮筋的样子，我不甘心呐。我要知道她长大时什么样。王管教和那么多不相gān的人都见了她，我这个生身父亲就没有见她的权利？
“我算着那个兵的行动规律，然后撑起身子，慢慢站起，全身已经冻得很迟钝了。我必须在他向右走的时候从他左边穿过去。”
这时我发现姥爷和我都停下脚步，相互瞪着眼，似乎谁也不认识谁。我一声不吭，呼吸也压得很紧，生怕惊动姥爷故事中那个哨兵。
“我一步都没算错：他转过身的时候，我已经在他的另一边了。他抱着步枪朝我的方向看着，我也看着他。他忽然向公路跑去，好像我这个隐形人把他唬跑了。”
“出了警戒圈，我也不指望搭车了，就顺着公路旁的防风林带小跑。时间不早了，我怕连电影尾巴都赶不上，跑得棉袄棉裤上的冰又化了，周身直冒白汽。这就看见场部的灯了。”
姥爷一扬手，我们前面是收发室的灯光。姥爷喘得不轻。80岁的姥爷了。
“看上电影了？”我说。
“我进礼堂的时候，电影还有十分钟就结束了。场子里挤满了人。没座位的人站着，挡了坐在长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gān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机窗口还高，银幕上尽是人影子。我没地方爬，四周都是人墙。有个十多岁的男孩站在两个摞在一块的凳子上。我对他说：‘你肯让我站上去看一眼吗？’他先不理我，后来看见我手上有张两块钱的钞票，马上跳下来。那年头两块钱大得很呐，我们一个月才发五角钱买卫生用品、买烟。
“我站到两个凳子上面，动一动就会跌下来。我个子大，比人都高一头。电影上的人是男的，过几分钟，还没女的出来。我脑子急得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晓得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裤脚，越拽越狠。这时电影上出来个女的，大眼、尖下颏，跟小时候的你妈一个样。十几年没见了，怎么看怎么熟悉！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扯我裤腿，捶我脚趾头脚孤拐，我也顾不上理他，已经一脸都是眼泪了。我呜呜地哭啊，泪水把眼弄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什么都看不清了，就用两个手满脸地揩眼泪。十几年没见过的女儿。”
路灯下，我见姥爷的脸硬硬的，并不太感伤。但我确定他在走进灯光之前偷偷把眼泪抹去了。
“我那样呜呜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坏了——他肯定没见过老头像我这样不知害臊，嚎出那种声音来。他让我安安生生站在那两个凳子顶上，哭了好一会子。他就让我站在那上面呜呜地哭。我不晓得哭了有多久，也不晓得人都在散场了。从我身边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戏一样看我，看这个老头穿一身囚犯的老粗布号衣，跟猴子似的爬那么高，爬那么高去呜呜地嚎。人都走光了我还不晓得，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从那么高就砸下来了，嘴和脸跟身子一块着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爷不答我，换了个语气，带一点微笑地说：“我都不知道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回去还有三十多里地要走，不能老趴在地上歇着，清场子的人扫得我一身灰尘，香烟头、瓜籽壳都要把我埋了。我想爬也爬不起来，浑身肉疼，像皮给人剥了，一动就冷飕飕地疼。那个痛让我忘了跌碎几颗牙。我等会告诉你这个痛是哪来的，先讲那些清场子的人怎么把我拖到外面，说快把这老头抬卫生所吧，说不定还救得活；也有的说，还值当抬吗？先放在这里看看，差不多了就叫三中队来认尸首。我衣服上的号码上有大队中队的编号。三中队一来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来的，逮着会给我加刑。我这刑还能往哪加？一加就是死了。
“等他们一转身，我就忍着疼爬起来。还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冻住了。从场部回我们队是迎风。那风是满头满脸地砍，满嘴地钻——没牙了嘛。我怎么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队里，赶上早晨六点的点名，不然也当逃跑论处。我看到我们队那片土坯房的时候，天泛白了。也不晓得我怎么就倒在雪里头。后来我们那些人说，他们从我的棉袄棉裤里剥出个血人。我们犯人都没有内衣内裤，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里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旧棉花织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毡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废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轮回了多少次，早没弹性了。据说里面还掺了碎纸渣，全靠分量挡寒。那东西能穿着走六七十里地吗？给汗湿，又结冰；人走一步，它就跟挫刀一样在皮肉上挫一挫，一身还不都给它挫烂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语说‘不死蜕层皮’，那是真的，一块好皮都没了，……”
姥爷忽然不说了。我们已到了家门口，妈伸个头在楼梯口，见我们便说：“我这就要出去找警察报案，我家丢了两个人！”她从姥爷手里抽过报就走。妈眼下在电影中演的角色越来越次要，也越演越无声息。不经常地，晚报会有一两行字提醒一下人们：她尚活着，尚演着。这是她读晚报的目的。她也要向自己证实一下：人们尚记着她曾经的美丽，人们尚谅解已不再美丽的她。妈有成大角儿的本钱，却不知怎么就错过了一生。她一向认为主要得归罪姥爷：因为他做了30年的政治犯，她从来都没有得到重用。连姥爷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么个疏远政治的人怎么会成个如此重要的政治犯，值得枪毙，值得关押30年，值得特赦，总之，值得许许多多的人为他麻烦。在那个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个人命运的时代，妈的推断或许有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过妈叫姥爷“爸爸”。她实在无法把她一生不幸运的根源叫做“爸爸”。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不要有这样一个姥爷。没有这样一个姥爷，我们的日子会合理些。
姥爷在哇哇乱响的电视机前睡着了。我把妈拉到客厅门口，小声跟她讲了姥爷刚讲给我听的那事。妈想了一会说：“那他肯定看错了。那个电影里我的戏不到五分钟。他看见的是女主角。我本来该演女主角的，要不是……”
她嗓音开始爬音阶，我嫌恶地制止了她。我说：“行了！”
妈安静地看着姥爷撞南墙一般的睡姿。
我狠狠地要求妈，不准她把实话讲给姥爷。让老人到死时仍保持这误会；让他认为他曾为女儿做过一个壮举。“其实那部电影上是不是你；他看见的是不是你，都无所谓！”我说。姥爷在八九年被彻底平反了，被恢复了名誉。他这下可真成了个无名无分的人。不然罪名也可以算个名分吧。如果他回江苏老家，可以每月领37元的养老金。不过妈考虑姥爷在这个家还是顶用的，就没送他回去。我们家的日子就那样往下过，妈照样发牢骚，她有积了三十余年对姥爷的牢骚；姥爷照样要搜刮家里的钱，去看电影。只有我在唤“姥爷”时，心里多了一分真切。我静静地设想：姥爷去看电影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妈妈，因为妈在银幕上是和悦的，是真实的，姥爷能从银幕上的妈的笑容里，看见八九岁的她——他最后锁进眼帘和心腑的女儿形象。
媒是我的一位幼年时期女友作的。半夜，她打来长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jiāo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何关系？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练习英文嘛！”
我想，女人千般百种，但在爱逛商店和爱作媒这两件事上，大多相似。此女友是我自幼儿园起的好友，从第一次婚姻中走出来的我即便对全人类都没有了信赖，对这女友，我还是有一句听一句的。当然，对於一个年轻的美国外jiāo官我也难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六点半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叩门，我迎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立在门口，颈上的细炼吊着一块牌子，上面书着“美国国务院lawrence.a.walker”。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会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照将会是在我和lawrence的生命中埋伏了那样戏剧性的一笔。
lawerence的确操着一口标准国语，不时还带北方人的卷舌音，说“一会”，他是“一会儿”；说“花”，他必说“花儿”。一问，原来他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的领事。他的随和，健谈，立即冲淡了这类会面的窘迫。我挂好他的外衣後对他说：“抱歉，我还得接着做晚饭，你先在客厅座一会！”
他笑着说：“我可以在厨房里陪你聊天！”
他於是一条臂斜支在厨房餐卓上，跟我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还是头回遇见。谈了近一小时，我发现不是我拿他练英文，而是他拿我练了中文了。晚餐备好，女友回来，看着已谈得极熟的lawrence和我，打趣道：“我感觉自己是个陌生人，错闯到别人家里去了！”
不久，lawerence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他进每个博物馆都免费，因为他每年收入的一部分都捐到各个馆中去了。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台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匆然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
“为什麽？”我纳闷地问。
“我不想让熟人碰见。”他有些尴尬地说。
“为什麽？”我自认为自己还不至於使一个并肩走路的男人尴尬。
他支吾。
等我们在一个饭馆落了座，我仍是耿耿於怀，半打趣问他：“怎麽了，踉一个中国姑娘走一道有伤体面？”
他忙解释，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邹眉头，“你知道，美国外jiāo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的。”
我头一个反应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逗逗我。
“有那麽严重？”
“我希望没有那麽严重。不过在我们关系没确定之前，我还是应该保护自己，也保护你。不然他们会麻烦你的。”
我想，保护他自己该是最真实的顾虑，美国人嘛，保护自己，是顶正当，顶正义的的一件事。我还是认为他在故弄玄虚，在他们美国人太过温饱平和的生活里制造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