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门口早就没地方停车了，郑小三儿只好把他的“奥迪”停在五百米之外。刚出车门，两个浑身汗臭的男人上来问：“您有富裕（注：“富裕”是北京话，意为“多余”。）票吗？”一看就知道他俩不是看戏的。他俩肩抵着肩，像两个球员在裁判手下等着争球。
“你给多少？”他逗他们。
“一百五！”一个说。
“一百八！”另一个说。
他想，原来那女大学生说的是真话：这票真有赚头。在他走神的几秒钟里，两个男人相互咬，已把价钱咬到了“二百！”“二百二！”
他赶紧脱身，向剧场大门走去。路过一家冷饮店，他往大玻璃镜中瞟一眼，然后缩缩肚子，架起肩膀，把“皮尔卡丹”在他西服上的设计疏忽都纠正了。他再看一眼，认为还可以再添些风度，他便从衣袋里掏出一副白金细边眼镜，架到脸上。
郑小三儿走到剧场台阶下面，已经有不下十人问过他“有富裕票吗？”他带着轻微烦躁的微笑拾级登上台阶，手护住胸口的衣袋，那里面装着眼下已值七十美金的歌剧票。
一个少年从一群外国人中钻出来，显然刚刚成功地敲到一笔，兴奋得两眼贼亮。他一把逮住少年，问：“卖了多少？”
“一百！”
他心里突然一阵痛苦。像是一头猎犬被禁制而不能扑向猎物，那种对天性背叛的痛苦。他听着自己的脏腑深处渐渐发出猎犬的震颤的低吼。还有五个台阶，就是那扇门——金的框，晶亮的大玻璃。里面像个殿堂，大理石的地、吊灯闪烁的天。先进去的人们都表情隆重、穿着隆重地聚在那儿，像是等待皇室接见。在那玻璃门里面的人对门外人的厮杀毫不感兴趣，甚至没有意识到这场厮杀的存在。
郑小三儿只差五步就是门内人群的一员了，但他走不动了。他俯瞰着台阶下，一团一圈的人涡流般涌动；那样的生机，似乎只应属于股票市场。
一个学者样的洋老头靠近了郑小三儿。
“有富裕票么？”他用中文问道。
郑小三儿看看他，打算走开。
老头紧跟上来：“我的妻子有票，我没有。一百块，怎么样？美金！”
郑小三儿飞快地换算：一百块几乎顶上了他一天的销售额。不过他还是摇头，向那扇宫殿一样的大门走去。老头看出他的动心，两步跨在他面前。
“一百二十块！”老头说。
这时他看见一群男女学生进了大门，他想找她，却没找见，他们人太多又太吵闹。
老头盯着他再吐出一个数：“一百三！”
他说：“这票是第八排的。最好的座位。”
台阶下的人群早已留神到这里的苗头。他们很快包围上来，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把手伸向郑小三儿，只见那半条胳膊的手镯子狂动着。她叫着：“我给你一百五！一百五！”她五指攥紧，钞票在拳心里。
“一百六！”另一个人叫。
郑小三儿知道自己眼下的德行：一双圆圆的眼已在火星四迸，一嘴不齐的牙这会一颗扣一颗紧得天衣无缝。他进入了状态：机敏、凶狠、除净慈悲。
“一百六！一百六！”那人已将老头挤到人群外面，“一百六！”他热切地看着郑小三儿。
郑小三儿看出这人的来路。他不属于大门内的人们，他是自己的同类。假如他肯以一百六买下这张票，那么这票的实际价格会远高于一百六。随着开场时间的迫近，人群的理性在迅速失去。这是大歌星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人群被生死离别般的绝望弄得越来越歇斯底里。
“一百七！”戴半胳膊手镯的女人尖叫。
“一百八！”另一个人压住她。
“一百八！……”那喊声咬牙切齿。
郑小三儿还在等。一百八不是他的理想。第一遍开场铃响过，大厅里的盛装男女瞬间消失。他感到他被人扯散了一下，又拼装回来。
“一百八十五！”
到了一百八再往上爬似乎是极其吃力的。但郑小三儿知道他们还有余力，只是需要加一鞭子。
“一百八十五！”那个人重复。
许多人已败下了阵。他们伤心而仇恨地看着最后四个围住郑小三儿的实力分子。那个郑小三儿的同类颇识时务，现在站在郑小三儿立场上为他督阵。
“一百八十五了！哥们儿！叫不上去了！”
郑小三儿不理他。加一鞭子，他们还会往上爬，第二遍开场铃就是那鞭子。
“一百九……”一个嗓门如同叫救命。
果然。郑小三儿想。
“见好就收，哥们儿！昨天最高才卖到一百块！”那哥们体己地劝郑小三儿。
郑小三儿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个大明星，一招一式，一个眨眼，一个微笑，都牵动这群人的神志。
“一百九！……”那个号啕般的声音重复道：“一百九！”号啕渐渐变成了赌咒，最后变成了定音鼓一般自信而沉着地宣布：“一百九。”
郑小三儿却仍感到他还没榨gān他们，还是对他们太手软。
“唉你有票没有哇？”那哥们儿推推他：“一百九了！你等什么——等警察？”哥们儿开始对他反感。对他无止境的贪婪进行谴责。
郑小三儿却欣赏自己此刻的贪婪。正是这贪婪使这桩jiāo易的结果趋于完美。他不要百分之九十，要就要百分之百。贪婪使他那天性中的缺陷——诸如善良、懒惰、得过且过等等，得到了弥补。
幕前曲轰响起来。
那个被人群弃下良久的老学者这时走到郑小三儿面前，又红又大的鼻子上是油亮亮的汗。他低声却不容置疑地说：“两百！”
他看着郑小三儿。
郑小三儿也看着他。
人群在皇室般雍容华贵的音乐中沉默着。
“你听见没有——老头给两百！”
那哥们儿恨不得扇他个大耳光。他不忍心看郑小三儿继续压榨这群人，或不忍心看人群最终被郑小三儿惹恼，离他而去。他扯住郑小三儿的袖子：“这一开场票价就跌！……你他妈傻帽儿啦？”
“两百。”老头知道再不会有人跟他拼，他掏出两张钞票。
音乐变得柔和，充满诱惑。郑小三儿突然感到肚子一阵饥饿，他今晚为看这场歌剧兴奋得忘了吃饭。他还深怕装了面条的肚皮把“皮尔卡丹”西服绷走了形。他这几个星期来一直等着的——心诚意笃等着的绝不是到这宫殿的大门口，出卖他进入宫殿的权力。啊，绝不是的！那些坐在宫殿内的人或许比他更短缺这两百美金。
女大学生完全可以拿这张票换取下月的——下面半年的伙食费。他来，是为了走进那扇大门。
他突然意识到那女大学生和他之间荒唐的尊卑关系，原来是这扇大门所做的分野。
这是张很昂贵的进入许可。既然这样昂贵，我为什么要把它给你，你们？！……
郑小三儿在迈向大门时听那哥们儿叫唤：“你去瞧歌剧——哈哈哈，装什么大瓣儿蒜呐哥们儿……”
他穿过大厅，走进观众席。一个领座员轻微带埋怨地说：“您怎么这时候才来？”
音乐声拉开了红丝绒的大幕，他生平第一次走进如此的辉煌和庄严之中。
大歌星在唱出最著名的那段高音时，郑小三儿睡着了。直到一群大学生在演员谢幕时叫喊：“WeloveYou，PAVAROTT！老帕！……”
郑小三儿还没醒。他的确很累了：四五年生意场上征战，他缺了许多睡眠；入场前的戏票拍卖又耗去他多半脑筋和体力。于是郑小三儿在空调中，在音乐歌声伴奏中，睡了多年来最踏实的一觉。
（1）
那时，我刚到美国，整天“累呀累呀”地活。学校的电梯一样地挤，我嫌，也怕人嫌我。打工的热汗蒸着我，连自己都嗅出一身的中国馆子味。我总是徒步上楼，楼梯总是荒凉清静，我总在爬楼梯之间拿出木梳，从容地梳头，或说将头发梳出从容来。我不愿美国同学知道中国学生都这样一气跑十多个街口，从餐馆直接奔学校，有着该属于牲口的顽韧。
梳好头发，我总是掏出小镜照照，看所有的láng狈、慌乱是否都被清理掉了。一个人从我身边擦过。他说“抱歉。”我也说：“抱歉。”其实谁也没碍谁的事。看回去，楼梯上只剩他的背影了。还有他的一头白发。是黑发没白透的那种，是不该白的那种。我知道这白发之下不该是张老脸，可怎么也想不到它那样年轻。我的惊异似乎带了声响，引他怔怔朝我看过来。他眼睛很像婴儿，大、gān净，却看不远似的。所以我怀疑他是否真看见了我。他没有常见的美国人的咋唬的健壮，以及他们社会崇尚的搀着流痞的乐观。一种脆弱和消极，欧洲南部人那种，使他的形象产生了刹那的魅惑。他的样子也是惊讶的。我值得那番惊讶吗？
这样，我俩的短暂jiāo锋在一点儿难为情中收住了。常有那种情形：一个没名堂的邂逅会让你的jīng神dàng起来，悠几下。这就是那个dàng悠。我慢慢拾级而上，觉得自己可不是还没让这美国日子累死，还会时时有这类dàng悠。
电影文学课不是教写剧本，而是教卖剧本。据说懂得怎样卖，才有劲头去写。我改选“十九世纪làng漫主义”了。改课当天有几个学生恰从“十九世纪”改到电影文学。问怎么啦，其中一人说：“操，那个老师。”我追问，他们没说清什么。几个都是男的，怕我吃不消似的，只笑笑。相互间，他们的笑有一点坏。
我要等一星期才能搞清他们笑里的那点坏是什么。
上课前半小时，我走进教室，大黑板下已有了个人。首先触着我眼睛的是那白发。他似乎在打盹，脸是埋住的，白发像朵蒲公英。他已看见了我，两只大黑眼里剩的半个盹，一下也褪尽了。他不是坐，而是蹲在椅子上。竟然有人能单薄到把自己团进那把椅子。
“是李……芷吗？”他说。发着愁念出了我的名字。
“对的。”我说。我知道他就是老师，当然把新改课到他班级的学生姓名弄得很清楚。
他说他叫帕切克。我说很高兴认识他。过场话总这些，里面是没有真情绪的。他看我忙：放下书包，拿出字典、笔记本。他顶多二十八，顶多顶多了。和系里其他教师一样，他也穿宽大的裤子，一种脏颜色的衬衫。从某个角度看，他的白发部分被黑发掩了，换个角度，又白得很透。我突然想到，这头发会不会是一夜间白掉的呢？实在想不出什么能让个男人一夜间枯了头发。焦虑和疲惫？难道还有比凄惶地跑到美国、半老了才开始学语学步的中国人更甚的焦虑和疲惫？
这时他却说：“你学不下来我的课。”他非常温和诚恳。
“为什么？”我被他这话吓一跳。
“你英语很差。”
我一下子不怕了。激我进取的东西就够多了：孤立。生疏、贫困，让我每天热情饱满地生活的几乎是愤恨。你小瞧我，你就成全了我。“那咱们试试？！”我很慢地说。我注意到美国人在愤怒时往往慢慢地说话，效果是戏剧性的。
“你一小时的最大读书量？”
“二十页。”其实最多十五页，那谎报的十页，我不睡觉也给你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