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谣言的时候，一点痛苦也没有。谣言说他在穷僻的乡村，那个由一分钟小站通向文明的地方同一个农妇偷过情。我没有妒嫉过。怎么可能妒嫉？我和他之间所有的都可能是幻觉。后来他那个升成地区副书记的妻子同他来住了几个月，据说她是陪他在省里看病的。我也没有任何类似嫉妒的情绪。那时他复了职。我在上大学，jiāo了男朋友，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说了贺叔叔和那个农村少妇。
也许我拒绝妒嫉。
我会的。
对了，保险公司寄的补偿表格我收到了。需要你的签名。一份补偿要这么许久才能实现。
接着说吗？
让我看看——那以后有太多的事情发生。
我十八岁、十九岁。同一个男同学通情书。他去当兵了。我也和另一个男同学谈恋爱，带些举动的。后来，二十岁那年，我上大学，结婚、离婚。太多的事和人，影响我记忆的专注。你不是吗？有个阶段什么都享用不完。
我父亲回到城里时，我恰好被乡亲们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学员，教育革命，听说了吧。
没有考试，没有教授这个称呼。农村的几个领导看着我，挺愁似地说：你在这能gān啥？上级指派一个人上大学，就你吧。都晚了，还不卷铺盖快走——都开学了！
在课堂里坐了一个礼拜，才明白我学的是什么。
我和我妈妈把我爸爸从火车站接到省委招待所。是不对外开放的旅馆。我家的两间屋早给别人住去了。我妈妈住在文化馆宿舍，八米大，住不下我们一家。
我爸爸的二毛资还是冻结的。他从“五七”gān校释放是要他写个电影剧本。叫做：带罪立功。如果剧本写好了，功就折了过，不必再送他回“五七”于校。那个旅馆当时给这类将功折过的人住去不少房间，到处听得见棋子声和扑克声。光是和我父亲同写一个剧本的，就有七个人。叫做“写作组”。三年后电影上市，七个人的名字一个也不见，只推出一行大字：“集体创作”。
四年，最后一次见我爸爸，是我妈妈和我一块去“五七”gān校同他一起过chūn节。
再早些，是他被人送回城里治病，躺在翻过来的竹chuáng里人事不省。
再早，就是他离开家被押上大卡车的时候。一车都是与他身份相似的中、老年人。全省舞义弄墨的人都在这些运化肥的卡车上。送行的家属在马路另一边，都像是死囚重犯的亲眷不敢表露悲痛，站得静静的，远远的，尽量不让这个城市的百姓看出他们和卡车上歹人们有任何关系。
只有我妈妈不时想起什么，从眷属群里突然跑出，跑到卡车边上，叫着我爸爸的名字。等我爸爸从同伙中伸出脑袋，她便把自己挂在卡车梆子上，叮嘱儿句话、或递上一件小物品。然后再跑回送行的人群。我只盼着卡车快些开走，我妈妈可以完成孟姜女的角色。
一九六九年。
是贺叔叔坐监的第三年。
所有人的解释是：他给他那个耳光，是把他与他曾经的关系清算掉，并让人们见证这个清算。洗清自己，为自己赢得一份安全。看，我和这个人彻底gān净了，我爸爸的行为作出如此示范。他的确安全了两年，也使那两间屋里的妻子、女儿有了一段颇完整的太平。
两年后的一个清早，我妈妈偶尔出门，看见白乎乎一片，攻击我爸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我爸爸踉跄出去，披着棉袄站在院子中央，就如一夜间水断山崩。还没有人起chuáng，院里三十多户人家都还不知道这一夜间谁已遭天诛地灭。
也许全都知道，因而全埋伏在一扇扇门后，让我爸爸自己先把新景色看够。
我爸爸看着自己的名字，淋漓着新鲜温热的墨汁；名字到处皆是，满眼皆是，汪汪的一片湿润的黑墨和朱墨，青赤融汇，如黎明前夕完成的屠宰。
他的名字被各种各样的手迹写着，最大尺寸如八仙桌面。他半张着嘴，像脑瘫痪者那样突然失读了。又像在辨认每个字迹后面那个人，那副面目。他慢慢向前走，又转身向另一方向走。从小就懂的成语“走投无路”，此刻的我爸爸在给我最图像式的注释。
我？是的，全看见了。
站在大开的门口看着我爸爸。他再次站定，慢慢扭转头，手插在棉袄袖筒里。完全是个累驼的老农望着一夜间被冰雹打秃的田野。他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地看着那从楼顶垂降的巨幅标语，上面“****”和“灭亡”的词语。
他脸孔仍没有变化，两眼茫茫。山洪来了、淹到了自家门槛，路也没了，桥也没了。
他终于拖着两只脚，走回家，从我身边走进门。我眼看着恐怖一点一点追上他，占据他那双空白的眸子。
一夜间变质的人和事，颠倒的是和非。那时全这样。
贺叔叔也是一夜间成了另一个人：有着瞒过了所有人的yīn险和罪恶；完全是陌生而狰拧的另一个人。所有人看着大字报上的罗列和揭示都会暗自说一声：竟是这么个东西！
包括被揭露者本人。贺叔叔站在大字报面前，同我爸爸一式一样的而孔，读着那些天遣的字句；那些事例编排，那些似乎出于自己的行为和语言，恍然叹道：原来我是这么个人！一个人不知自己的病状，一旦读了长久对他封藏的一系列诊断，终于明白了自己是个什么，怎样的无救。
我爸爸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投政治的机参加学生运动”，“对失去的布尔乔亚乐园深深怀念”，“复辟思想和情绪无不表现在作品中和一贯言行中”、并且，“意志薄弱，投机不断，背叛成性”。
我知道，让我爸爸感到认清他自己的是“背叛”二字。他打出那一耳光之后，一直在苦白己，想认清藏在自已行为中突然支配了自己的那个异己者是谁。于是“背叛成性”四个字，使他此番认识骤然升华。一个跃进，飞翔。顿时，两年的苦想有了成果。
我们都想认清自己。“认不清”却是我们本能的自我保护，保护我们的神志健全。还有自我赏识，也得到保护。本能袒护着我们，不给我们看清自己的弱处和异端。
文化大革命，是剥去这层本能，让你非认清自己不可。大字报把你种种细微异端呈出，高倍放大，放大中的失真和变形使它成了另一种品格。“认不清”的那种混沌的甜蜜，失去了。四面八方、镜中变态的你的各个局部，那些全异的折影就是公认的你。丑陋，恐怖，你原本是这副模祥。
不到十七岁。
倚门站着，看着门内影绰的父亲。刚进门他身上披的棉袄毫无知觉地滑落下来。我拾起它，亦无知觉地拍打上面的灰尘。这个声音把我爸爸惊动了，他身子一抽转向我，好大一会儿盯着我和这件旧得发白的蓝棉袄，大声吼：有什么好打的？！
如此凶蛮，无理的一吼让他再次看清他自身之内有完全异样的潜藏。他意外地看着他女儿，看眼泪在她眼中迅速涨满。被吓坏，被委屈的女孩又成了他认清他自己的一面镜子，折she了他自身又一层陌生，我不认得他了，他映在我欲裂的泪水之上，愈来愈变形。
我爸爸终于发现我歪着两只脚，同他一模一样：忍受别人，忍受自己。眼泪竟先从他那儿落下去。
他抖着声音问我：你怎么啦？
他都不知自己在哭，又转身去问我妈妈，嗓子提得更细软；我刚才没说她什么吧？
三个人中间，我妈妈对于创伤的反应是惟一不同的。
她似乎一下看清楚了曾经漫山遍野隐蔽守候的都是哪些人，或shòu。虽然又受到意外一击，但她终于不必再继续假设任何敌人和暗算。一切已证明了她所预期的，一切都证实了她没把人或shòu看错。现在一切明朗，她的防御和进攻都不必再摸索。她有了目标，生活亦有了口标。母亲娇小的身体上，顿时出现了一些大动作。她“哗”一下打开窗，对二楼的人家喊：喂，拖把的水都滴到楼下来了！我们成你们的下水道啦？！她开始把早餐往餐桌上摆；一大锅粥很响地给搬上桌面。生活逐步在粗糙起来，母亲早已不是小家碧玉，但还不曾如此气壮过。她嘴里大声反驳着大字报上的每一则指控，一面把一个个小菜碟子“啪！”
“啪！”“啪！”地敲在剥去了绣花桌布的赤luǒ桌子上。她的响动好像是在夯战壕。她不断地哼哼冷笑，说早料到人脸一张皮说变就变。
我爸爸仍看着我。如看一个病痛却无以言语的婴儿，眼泪不断从他眼里流出来。他一直问：爸爸说了你什么呀？
我没一句话.他给我妈妈拉去喝粥，坐到凳子上，仍转过来看我。看他自己。在我瞪起或垂下的眼睛里，两年来，他就这样看他自己。那记耳光揍出去，一些人快活地跑来祝贺他，拍他肩膀，说那一记揍得真帅，应该多揍揍那个扫盲生。从此我爸爸就常在我眼里看他白己。他想看见那个让我陌生得发怵的父亲究竟什么样儿。他太想从我眼里认清自己那个突如其来的行为。它被什么发she出他的身心。那发she它的秘密机关在哪里。一定有一个极其秘密的触发点，不经意触碰，蹦出那个全然不相gān的举动来。
是什么触发了它，触发了他和我生命中一连串的后果，他多想从我眼里知道！
人们在大字报中列出的那些罪状，他要从他女儿的眼里得到最后验证。
我不理母亲的催促，从他们的早餐边走开、坐到高凳子上去。面朝窗。然后我开始研墨，研得桌椅直晃，我自已头也晕起来。各家起chuáng了，在这个冷cháo的早晨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极致，同时打开窗。若没有如此音量，他们自家的收音机说的什么就会听不清。人们可以在收音机快悦声响中苦闷、惧怕、吵架和自杀。
我妈妈在劝我爸爸把一碗粥喝完。说人是不可救的王八蛋。她自己大声将粥划进嘴里，在给我爸爸、我，全体的人做个“好好活下去”的示范。
我写出一群一群无意义的字。知道父亲多么脆弱，有一搭无一搭的自杀念头正在他心里起着圈圈的涟漪。
早饭后，我妈妈一二三地布置如何活下去的措施，那是规律：一准一夜间得了罪名罪状，他早些迟些要给抄家，停薪水，然后“隔离审查”。私堂和私狱叫做“隔离审查”
和“牛棚”。我妈妈说：先烧吧。
我把小煤炉置在后院，拎一只纸篓，里面装着我爸爸半生写的手稿。几十斤重，之后是书；那些成了敌人的作者赠送给我爸爸的书、上面有他们的签名。其实这事我妈妈早就gān起来了，她一两年来一直在用信件、日记、照片生炉子，一切她认为危险的东西成了颇好的燃料。
她要我照她的样儿；坐一只小板凳，慢慢地细细地去烧。我拿一把破芭蕉扇，一页一页扯烂书投入炉膛，看它抽搐听它丝丝呻吟，黑色字迹变成了白色。我尽量不去看那些人的名字。
我爸爸突然跑过来，从篓子里拿出已被撕成燃料的《紫槐》，两只手拼接一页，却没拼上，手又去篓子里掏，掏出它的作者的照片来，那还是个穿粗布军衣的年轻人，右肩略耸，下半节手臂连同撕烂的半页封面不知去了哪里。挎在手枪上的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