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了。
大饥荒。
不，我不记得。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来形容饥饿。
这个词在我们社会的进行时态中是不存在的，被涂抹了。
饥饿的生理感觉被否认掉了。如同所有肉体的需求，对于其存在不给予认同和理会。我们的生活情景被预定，其中充满阳光和希望，充满非生理的幸福。因此。生理的痛苦，诸如饥饿便是没有名分的感受；它存在，我们却无法将它命名。同其他建立在相同理想的国家一样，饥饿的痛苦是正常现象，是必然，却又是每个人该去悄默承受的。
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伴同着饥饿。
三年的大饥荒是用别的字眼来取代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
因此饥饿在我记忆中是别的一些概念，比如：朗读会。
不知为什么，那么多诗人从饥饿中产生。那样的朗读会在大饥荒的三年中特别盛行。
注意到了。但美国作家和诗人们的朗读会是同志式的沟通，战友式的相互支持。
并不普遍。中国作家很少当众朗读他们未完成的作品。抑或完成的。
也许他们认为作家更应该作为文字和语言活着。
很多！让你不得不暗暗捉摸：诗歌和饥饿之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
那些朗读会总伴有餐会。一张粉红色菲薄的餐券，凭它去领一份米饭，上面覆盖着huáng豆肉丁。肉丁常常是豆腐gān丁，据说营养是一样的。那是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妈妈从下午就进入了朗读会(餐会)的氛围。她打开箱子，拨开一层层樟脑球，拿出裙子和旗袍。我们家没有能让她看见全身的镜子，她就站到凳子上，拿一件件衣服到脖子上对比颜色。
爸爸从书房伸出头说：别穿紫红的，花鼓灯似的！
我妈跳下凳子，换一件秋香色，又飞快站上凳子。
我发现这天爸爸特别在意妈妈的打扮。连她往脸上扑粉，他都疑惑地瞪着眼。妈妈说，怎么这样婆婆妈妈呀，又不是你上台。我爸爸不吱声，看她手腕子一抖一抖，huáng面色渐渐消失了。妈妈眼睛紧闭，微皱眉头，给粉呛得直要咳嗽，他看妈妈拿出铅笔，在舌尖上蘸了蘸，去勾画扑进粉里的眉毛。妈妈使劲睁开眼。使劲瞪着镜子，爸爸也帮她瞪着。我妈从镜子里看我爸一眼，说，你给老贺把生字标出来了吗？爸爸嗯一声。
妈妈最后打开口红盖子。口红也是祖母留下的。我常常背着妈妈打开它。一旋开那子弹壳似的铜帽儿，一股油哈味就冒出来。红颜色也不新鲜，看去也哈了。陈旧的唇膏使妈妈微翘起嘴，喘息短促微弱了，像祖母。
我们准备出门时.贺叔叔一迈腿从栅栏上跨进来，他目光躲开娟秀而古怪的妈妈，看着我说，这么漂亮啊！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在说我妈妈。爸爸旱有准备，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叠稿纸，递给贺叔叔说，先看一遍，字要是不熟，多念两遍。贺叔叔笑笑说：我的故事我还念不出来？
爸爸说，有些字我怕你不认得，给你注了同音字。贺叔叔大声说，我那么笨？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走吧？
两人撇下妈妈和我，先走了，又一块停下脚，哈哈地笑。爸爸再次停下，独自笑，良久不往前走。
男人和女人；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气味；酱油气味，人人捧着一个大搪瓷盘子，持一柄搪瓷勺子，吃着酱色浓重的饭莱。
近处是我妈妈。她一边细细地吃一边机警地四处望，想找个地方把她盘子里的东西倒进随身带来的饭盒里，带回去添加些蔬菜，又变成三人的一顿晚餐。
远处是贺叔叔和爸爸，站在楼梯****淡。爸爸手里端一大盘食料，不曾动过几口；贺叔叔却空着手。他吃“小灶”，肉丁是真的肉，不是滚上一层酱的发酸的豆腐gān。
一些人上来向贺叔叔躬躬身，握手。又一些人上来。
我不断为人让道、我眼睛却一直朝爸爸和贺叔叔那里望。我爸爸这天的样子与平常有些出人。我的爸爸，我从小就意识到他与众人的出人。他一身上下，很少有规整的服饰，总是七长八短披披挂挂。猎装式的米色风衣从不系钮子，腰带拧成一根绳儿；颈上搭一根深咖啡色丝绸围巾，面积宽裕，肥大的两端垂dàng在风衣襟前，不时被他谈笑时的手势惊动起来。那根围巾只不过是一截旧绸料，也是从祖母遗物中发掘的，对光看看，上面不知多少蛀眼，微力之下它就会碎在你手中，是它那将腐将化的质地，使爸爸比在场的任何人都缺乏一点实体感。爸爸秘密修饰了自己，我突然明白了。我爸爸的修饰和别人相反：把本来就缺规矩的全身弄得更乱，头发尽其本性向各个方向曲卷。我不懂得的那股趣味把我吸引了。现在回想，他的颓唐和感伤，使当时的我内心极被牵动。
我爸爸在笑，拍着一些人的肩，也被一些人拍着肩。
是贺叔叔主持那天的朗读会。人们在大厅里找好一把深蓝丝绒的椅子，安顿下来。被糙劣食物破坏的矜持恢复了。深蓝丝绒的幕帘上缀有金流苏，打蜡地板和水晶吊灯，这毕竟是个矜持的所在。由于多日对这一餐饭的期望终于得到答复，所有眼睛安宁了，神情是美味的丰足的。
节目中有七八个人朗读自己的作品。大多是诗歌。贺叔叔的《紫槐》是朗读会的开场或压轴。这天来了一群少年宫话剧团的男孩女孩，将《紫傀》配了乐，诵到高昂处，都成了一副歌喉。
观众的呼吸声变得不均，变得cháo湿：饥饿竟可以是美丽的。
我揩着泪，无意中，我发现贺叔叔在看着我。我把拳头停在嘴唇上，惊讶和羞怯。他是那样的看着这个十岁的女孩子。他全看见了，看着泪水怎样越聚越厚，在她两个眼珠上危险地摇曳；终于积得太沉重，眼睛再也盛不住，剥离了出来，形成一颗圆熟完整的泪珠。红桑叶上的chūn雨，一颗水珠子从细到大，地心引力把朝下的那端变得圆腴硕大，形成了珠宝的锥形。他看见了我由于流泪而鼻子不通，肺叶伸展和收缩。他坐在距我六步左右的地方。坐在供主持人休息的沙发上。它是大厅里惟一的沙发。他看见了一个十岁小女孩沁出情感和爱慕的过程。一个秘密的过程。
我还不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会开始得那样早，能越过种种巨大的不可能。
谁不爱慕他呢？我们必须爱慕英雄和偶像。饥饿于是产生了诗歌和美丽。
我把手停在嘴边，连鼓掌也不能够了。他那样长久地看着我是怎么了？两束温情的目光从那带支配性的身躯上投向我。不仅温情，他还觉得有点好玩。一个小女孩为了他那件遥远得失去真假的身世伤心，他有些被逗乐了，又有一点愧意。人们把故事团来团去，一层层渲染使它增生。他心疼这小女孩竟对它那样信以为真。
有一刹那。他像是要起身，朝我而来。要来抱起小女孩，给她一番哄慰。告诉她，许许多多的事都不是真的。
十八岁时，贺叔叔说他在朗读会上确有那冲动。但我不相信他会和我如此之巧地分承了同一记忆各自的那一半。我不敢说自已的这一半有多可靠。而多少美好的事依赖于我们记忆的不可靠性而存在。
我爸爸和我，分承的是同一记忆的另一半。
我爸爸坐在我右边的椅子上，他的右边是我妈妈。那个六十年代的秋天夜晚，人们抿紧嘴唇打饱隔的那个大饥荒的晚上，对于我爸爸最重要的一个节目，是贺一骑将在闭幕前朗读那部长篇小说中的选章。谁也不知道它是我爸爸一字一字写出来的。知道的是，贺一骑在写一部巨型小说，史诗般的，画卷般的，规模百万字的，我爸爸将替他润色文字。
我妈妈用胳膊肘轻杵一下我爸，他才看见贺叔叔正走向舞台中心。一身海军蓝色，一只手稳在右肘那看不见的左轮上。我爸爸看见他的一笔一画在贺叔叔的手里握着。
我爸爸和大家一块鼓掌，笑容瘫痪了。贺叔叔转向麦克风，人们还在鼓掌。我爸爸却停下来，他不知自己是怎么了。他看着贺叔叔正派、红润的脸，稿纸上的浓墨渗到了背面。我爸爸不知自己到底怎么了。仿佛是感到哪儿伤了，他一动不动，以知觉去摸索那隐秘的一股疼痛。
贺叔叔的脸色那么年轻，那麦收的血色一直不褪。他的河南话音在大厅里嗡嗡起来。阅读很慢，很沉稳，在一些柔缓的拐弯抹角上，等待着听众的理解。他明白听众全跟上了，眼睛把所有人罩住，压住所有的急切，将食指在舌头上抹一下，稿纸果断地被扯起而发生撕裂般的声响。
接着念下去，继续他的征服。
一处或两处，我爸爸独自闯出几声笑来。他知道自己在语句中埋伏了什么，因此他早早进入了期盼。他曾在那两扇书架搭建的书斋里，一遍遍地写和撕毁稿纸，把那些机关设置到字里行间。此刻他一人独守后台，预期所有的机关奏效，玩出把戏来。把戏成功了，并稍稍出乎他的意料，他的笑便失了禁。笑时他竟没发现他是唯一知底细者；除了他，没1个人懂得那语言和细节布设的绝妙。除他自己，没一个人在意那把戏的谜底。就那样，爸爸的笑声从肃静中爆出，如同太平无事的夏夜，乘凉人群中无端无由响起两个爆竹，那样严重的缺乏上下文和群体意识。
当然，我无地自容。
周围有人啧喷，显出被惹烦的神色。
我妈妈踢了踢我爸爸的脚，他却还是把那笑的音阶全奏完了。笑过，爸爸感到qiáng烈的无趣。他驼起背，两只手装在风衣口袋里，脚仍是掌心对掌心，轻微颠晃。肯定有点失意和愤恨。我知道我爸爸很少愤恨别人，只是偶然地，他会真诚地恨自己。可能也恨他和贺叔叔都参与的这份友情。
真心的喜爱他。喜爱贺叔叔的勇敢，仗义和豪慡。觉得最吸引人的是贺叔叔璞玉浑金般的独创性。没有规范，没有格式，一个一个的故事都被浓烈地个性化了。我爸爸说，你可以写贺一骑那些故事。不过不会有他的气味。我爸爸的艺术良知是清澈的。
其实他不是被贺叔叔奴役，他被他的喜爱所奴役。
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相互倾轧，像所有最亲密的人之间。我们对父母、父母对我们，倾轧不仅是物质的，而是心灵的。
大概应了心理学的“反动力”之说。人喜爱自己能认同的人，却因了反动力的缘故，往往被自己完全不能认同的东西所吸引。
再给我一些时间。
在讲到你认为是症结之处以前，你得让我建立信赖。
还好。我们昨天一块吃了午饭。
不是，是校园里的便餐厅，学校没有中国餐馆。
一件轶事：保险公司给我推荐的那个在保险网中的心理大夫，半年前就死了。可是他的录音电话还在工作。直到昨天，他儿子按照我一个多月前留在答话机上的号码给我回电。那是他儿子头次跨进他的世界，清理他的遗物。
七十多岁的老医生，三只漆黑的档案柜、装满他患者们的陈述记录。他死了，他儿子不再需要这些记录。谁会需要这些记录呢？从此后谁对它们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