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走吗？我开始讲英文。
把你送上去美国的船我就走。上海不是你这样的女孩子待的地方。你要不回美国，就和我一块儿去内地。
我父亲很少有这种时候，果断独裁，不容置疑。一旦这种时候出现，你最好小心点。
我说：给我一个星期时间，我给你答复。
父亲说：给你两个星期。
我说：谢谢。
他说：但你最好别动歪脑筋，逃走什么的。
我说：彼得怎么办？
他说：这跟你去美国并不矛盾。你一定要嫁给他，到美国以后正好催促你伯伯。总不会三个伯伯两个姑母都不帮你忙。你是真要嫁给他？
我明白了。父亲请求给彼得担保的事遭到了大伯的拒绝。唐人街的生意人在纳税上都经不起推敲。担保书要求纳税清楚，并对所有动产不动产要如实呈报。伯父们心想，我疯了吗？向美国政府露富？
还有原因。一定还有。大伯父大概对我根本不想认了。难道没给鬼佬欺够？还要请个鬼佬回家？美国的白鬼佬都不请他进门，何况是个连白鬼佬也看不上的犹太鬼佬！
这些我没有向父亲证实。证实了更刺痛自己。
我们离开美国总会时，海关大钟敲了八下。四下一看，各餐桌点燃了蜡烛，烛光四周，出现了低声细语的客人。我和父亲刚才谈话声调还是过响，因而我们走过一张张餐桌时，让蓝色、灰色、棕色的目光划了一下。能感到那些目光的冷和硬。
下了楼我们往huáng浦江边走。就是想走走。
一队日本兵从我们身边跑过去，哇哇地叫喊着“站住！浑蛋！……”我们不懂日语，但这两句话从一九三七年年底之后，就是日语盲也听懂了。
我父亲朝他们跑的方向张望。我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悲剧，心里乱糟糟地想着如何度过离别彼得前的两个星期。这一走可就是阔别。
父亲用英语骂了一句：狗日的日本佬！他不知觉已经向出事的地方快步走去。
我顺着他走去的方向张望，汇丰银行对面，传来人类在猎杀时从喉底和脏腑中发出的声响。就是那种平时绝对发不出来的声音。路灯下日本兵成了一大团长有拳脚的黑影。不久，一大团黑影上方出现了一把长军刀，只在灯光里划动一下，就劈砍下去。
父亲已走到离那一团bào力黑影很近的地方。我怕他引火烧身，叫了一声：“Dad！”在此期间那把窄长军刀又是几个上下劈砍。
请问阁下们出什么事了？父亲用英文问道。他还算晓得厉害，没有再往刀刃上凑。
一个骑马的英国警察跑来，对父亲打了个狠狠的手势，要他少管闲事，同时飞快地说：可怜的家伙偷错了人，他不知道那艘游艇是日本人的，上去偷了一桶柴油。
狗日的，一桶柴油值几个钱！我父亲说。他的英文懂行的人是听得出口音的。唐人街口音。广东话为母语的人每个英文吐字都咬断最后一点尾音，尤其在他恼怒的时候，这种口音更重。
英国警察不加评论。来租界服务的警卫人员都是在英国退了休的警察，只要不伤害英国人的利益，他们不计较其他种族间的是非。上海天天有人杀人放火，管不过来。
日本兵砍累了，慢慢走开，一面在地面上搓着鞋底板。刚刚蹚在血里，总得把鞋底擦gān净。我和父亲都没有再上前去。不用凑上前了。从我们站的地方就能看见地上那堆形骸一动不动，暗色的血从马路牙子上倾泻。一个小小的暗色瀑布，从我的角度看油黑油黑的。
英国骑警没有下马，从鞍子上向我们转过身，耸耸肩。这是个多么讨厌的动作！中国人，死了。就这么回事。或者：你们瞧，五分钟前还惦着回家吃老婆做的饭呢。或者：又一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人，连叫都没叫一声。
我父亲坚持要送我回家。刚才那一幕让他恨不能立刻扭送我去美国。他叫了两辆huáng包车，我的车走在前，他紧跟在后，突然想到有什么要跟我说，就催他的车夫猛跑两步，说完他的车又落到后面。有时候赶上来，清了清喉咙，又不说了。在我的住处门口，我跳下车。他也从车上下来，站在车旁边说：好好用你的两个星期。收拾行李也包括在内。
然后他坐回车座上，向车夫一抬下巴。车子掉转头。
我站在原地，看见他的头颈缩在大衣领子里，人给车子颠得一上一下，忽左忽右，浑身有点散架似的。大概他在为刚才险些冲上去劝阻日本兵而后怕。huáng包车走远了，他毫无察觉我一直在目送他。也许他越想越后怕。真正懂得怕是成熟。这就是父亲一直到故去都说我不成熟的原因：妹妹，年轻人总以为他们的命结实得很，有的活呢，所以动不动就拿命去挑衅，正因为他们不成熟。
我的住处bào露了。必要的时候父亲可以亲自来捉拿我上船。
第二天我去唐纳德的诊所找彼得。又是一次突然出现。值班的是另一个医生，一个上海人。他自我介绍姓文，文天祥的文。文医生告诉我彼得家有急事，这个周末改成他值班。他问我他可以帮我什么忙，我说谢谢了，他已经帮了我忙。这种对话很奇怪，无论我怎样用上海话答对，文医生就是不屈不挠地讲他的上海英文。下面就是我脑子里记录下的对话——
侬晓得彼得屋里出了啥事体？
Ithinktheyaremoving。（我想他们在搬家。）
搬到啥地方？
彼得终于如愿以偿，攒出了那个颇可观的数目，把全家从大宿舍里搬出来了。
我一秒钟也不想等待，想马上见到彼得。能找到他的地方只有虹口那几条街。
这时一个中国男人扶着一个中国女人走进诊所，东张西望，就是没把我和文医生望到眼里。女人嘴里喃喃地说，一定走错门了，怎么没见那个洋医生？
文医生迎上去：MayIhelpyou？
男人马上说：噢，没走错门。
文医生不屈不挠的英文原来很有用。我想给彼得写一张字条，但怕它先落到唐纳德的粉红的手里，让我的字迹和心迹失去贞操，也怕唐纳德给彼得一番大叔式的忠告。
我出了诊所就往外白渡桥方向走。冬天偶尔有这么几个好天，可以称它阳光明媚。远处的船鸣呜咽一般。
穿过外白渡桥，汇山路上停泊了几辆旧汽车。看见衣着摩登样的人，车主就上来拉生意。这种短途出租车的车主都是犹太难民，几人合伙买下一辆破车，再偷梁换柱把它修理得返老还童，然后便和huáng包车抢起生意来。他们对虹口每一家餐馆、酒吧、咖啡馆、小客栈——所有犹太难民经营的生意都了如指掌，他们介绍每个客人给餐馆或客栈，都能从店主那里得一份微小的抽头，同时再从乘客手里赚一笔车费。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你把他们种在钢筋水泥里，他们都会生根发芽。
那个叫莱茵河咖啡馆的店面漆了个新门面，做成了假欧式门面。里面的顾客一看就是那种一杯咖啡坐一上午的人。他们跟老板聊粮价，聊正在演出的业余剧社。当然，聊的最多的，还是留在欧洲的亲属。每个人都留了一些亲属在身后，不知亲属们是否收到上海发去的收入证明了。笑话！不是吗？纳粹要看到他们在上海的收入才肯发护照，才肯给他们出境许可！好像不大放心他们，怕他们到上海温饱无着落！好像他们到了上海流离失所会让他们于心不忍！……
难民们把手上的报纸传来传去。只买得起一份《纽约时报》，传到读烂为止。他们都在等美国政府心软，对他们敞开门扉，因此他们关切美国政治经济金融……所有事物的动向。美国一定会心软的，你们看，只有美国才有宽大的胸襟和气魄，拿出钱给他们一天开两顿饭。饭不是好饭，但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国救助犹太难民基金会”已经开出了几万顿饭了！所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美国将成为他们的最终寄居地。
我想象坐在我位置上的不是我而是彼得。他会在人们提到美国时心跳异常吗？肯定会的。对他来说，他和美国只有一张担保书和一张船票的距离。彼得会不会提醒这些咖啡桌上的难友们，美国已经表现了它的冷酷？一九三七年罗斯福提出接受欧洲的犹太难民，被国会否了。有没有必要让这一张张苍白瘦削的脸梦醒，告诉他们美国对犹太人只比对华人温和那么一丁点。美国人编排了多少有关犹太佬的笑话？犹太人求职求学，往往会改掉自己的犹太姓氏。彼得从我这里听了足够的故事，足以告诉他们：歧视和迫害到处都有。迫害别人是有快感的，有巨大快感。“水晶之夜”那死了的九十一个犹太人和碎裂的几千扇窗玻璃给人们带来多大快感，简直不能想象！正如一八六九年火烧唐人街、追杀华人给美国人带来了快感。
我面前放着一小杯醇香的咖啡，从热到冷。这么好的东西没一个人分享，我宁可不碰它。一个小时过去了，现在进来的人是吃午饭的。是那些生意有了起色，不必靠大食堂救济餐去喂的人。
这里能尝到地道的欧洲甜食。深秋的烂苹果和梨在犹太店主这里可是好东西，做成苹果排和梨排，每一口咀嚼都是一次故里重归。人们不再像先前的早餐客人那样绕舌，都静静地吃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静静地重归故里。我的眼睛始终注视着门口，但那里没有出现彼得。
我朝侍应生招一下手。侍应生五十多岁，不会讲英文，但端茶送水的动作十分典雅。彼得告诉我，他曾拥有宠物商店，来上海前被迫处死了他所有的宠物。我在餐纸上写下彼得·寇恩的名字，朝他仰起脸，我眼睛里的询问不要语言也看得懂。他看着名字，看了至少有半分钟，然后不肯定地对我笑笑。我起身告辞这顿漫长的早餐，走到门口，他又从后面赶上来，指着门边一块黑板，上面贴满各种小纸条。大多数是后到达上海的难民找先到的亲戚朋友。有一条用英文、德文、希伯来文和意地绪文同时写道：“我等了你太久。你到这儿找不到我的话，就到天堂来找我吧。”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距离此刻有一年了。
我傻瞪着这张纸条，瞪着瞪着，眼泪瞪出来了。某一天我突然看见一张同样的纸条，下面落款是彼得·寇恩。也许彼得的目光多次浏览在这些纸条上，想找到一张他一直在找的，终于找着了，上面是一个女性绢秀的英文：“彼得，我找了你太久，找不到，天堂再见。”那是我的手迹。
这是我的过错，一去无踪影。为了无聊的妒忌心一去不返。为了跟他那八百年前的恋人争风吃醋摔门而去，不给他打电话，不给他一点寻找的线索。整个事端是我制造的。
星期一晚上，是彼得值班的时间，我又去了唐纳德的诊所。值班的是另一个中国医生。消息更坏，彼得已经辞退了工作。留了任何联络方式吗？好像没有，走的时候他不愉快。和唐纳德医生闹不愉快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闹的？不知道。
我对面的，是一张不关痛痒的温和面孔。这种面孔在上海中产阶级中最普遍。上海各种租界，各执法律，各持是非，最好谁也别惹。于是就在上海滩上进化出这样的面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