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堂里的犹太教民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偶尔听彼得说到各国犹太人之间的利益、文化分歧。但这时的会堂里，诵经的声音低沉浑厚，像是低低沸煮的声音，沸煮着无论怎样尖锐的区别和差异，熬得所有分歧都融化，成了一大片；那热烘烘的雄浑频率，震动在含着一场雨的大气层里。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我是个在哪里都融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国想中国，到了中国也安分不下来。
而寄居在这里的彼得、杰克布、罗恩伯格却不是真正的寄居者。他们定居在这片雄浑的声音里，这片能把他们熔炼成一体的声音。
我站在西摩路这座圣堂前面，一动不动。人能信着什么多好，没有国土也没关系，信仰是他们流动的疆土，嗡嗡的诵读缓缓砌筑，一个城郭圈起来了，不可视，不可触，而正因为它的不可视和不可触，谁也击不溃它。
我一直等到人们从会堂里出来，也没等来彼得。
远处传来手风琴拉的波尔卡。俄国犹太人的家里在举行晚会。俄国人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沉重，也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活泼làng漫。
地上的冰棒纸横着卷动，接着，雨来了。我看见一个人踩着波尔卡的节奏向我跑过来。
彼得气喘吁吁地走到我面前说，他以为我已经走了。假如这么一个妙龄女郎等烦了，走了，那只能是他活该，他对我说。他喘得很厉害，一看就知道是跑了老大一截路，周五的萨巴士时间，这一带的huáng包车都给占完了。
我问他是不是临时有病人出了情况。他点了点头，吻着我的太阳xué。雨点加大了分量。
他的嘴唇贴在我的鬓角上，用吻问我：假如你等我等不来，你会怎么样？
我说：你说呢？就像你从来不等我，而我不等自来一样。
你看，跟彼得在一起，我是另一个人。
去哪里？彼得问我。
我说找个气氛好的小馆子吃晚饭。跟彼得在一块的这一部分我需要宁静，酷爱窃窃私语的幽暗小天地。一支蜡烛，两盘慡口的简单饭菜，音乐也要，诗也要，要它们替我们把甜蜜傻话说出来。我们在虹口公园附近找了一家奥地利人开的沙龙式餐馆，这天晚上有配乐诗朗诵。
进门时我和彼得都成了落汤jī。老板娘是个话剧演员，和彼得母亲是好朋友。她把我们请到楼上，给了我们一人一块浴巾。楼上是老板家三代人的居住地，德国人在住房上从不将就，居然做了一个壁炉。老板娘把壁炉的煤气开关打开，蓝色火苗从水泥塑成的假木炭缝里蹿出来。老板娘让我们烤一烤衣服，体贴地说她不会让人上楼的。
我们裹着浴巾坐在假壁炉前烘烤衣服。八月哪里是生壁炉的时候？马上便出汗了，彼得gān脆打开浴巾，也替我打开浴巾，身体和身体两小无猜，这种无邪和坦dàng，只能在我和彼得之间发生。
他把一条手臂伸平，让我的头枕上去，又拉起我的腿架在他的腿上。我看他一眼，他就回我一眼。世上也一定有两个彼得·寇恩。我指的不是名字，而是跟我紧密相依的这个形骸，里面包藏着两个彼得。两个彼得有一个是我熟识的，另一个是在夜里乘船去乡下收购粮食的陌生人彼得。现在的彼得宽肩细腰，两腿又长又直，坐着立着躺着，都是出污泥而不染，很难看出他跟另一个jīng明qiánggān、一不做二不休的彼得共处。我想象那个陌生人彼得，挽着裤腿，一脸霸气，跟卖粮的农民们一斤一两地杀价，然后像所有走私者一样，趁夜色顺着臭气熏天的苏州河返航。再往后呢？让我感到最艰难的，是在脑子里看到这样一个彼得：他看着满街排长龙抢购粮食的人们按兵不动，同时狠狠地想：这个国家哪还是个国家？是个活地狱！让我别看见他们吧，让我离开这些臭烘烘的街道！
彼得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衣服好像快gān了。
他佝身探出手，试了试搭在壁炉架子上的衣服。我忍不住又去看了看他的手。我有一个古怪的毛病，就是喜欢看人家的手。顾妈告诉过我，手的形状很说明问题，手又大又长而指头不尖的人，往往为人温厚。这就是彼得的手。但手的动作往往又演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彼得现在的手远远比过去有力，主动，是派用场的手。在卑琐的事，缺德的事，高尚的事上都能大派用场的手。
这手比他的脸和身体要年长成熟，甚至憔悴，带着苦相，似乎在大太阳里劳作了半生。我不在意他在太阳下劳作，我甚至不在意下半生和他一起在太阳下劳作，但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出这手有点心狠手辣的劲头。
这手可以把收购来的粮食严实存放，价钱不飚到他那远大的理想，绝不手软。
彼得这时又看我一眼。
我也侧过脸，好好地看他一眼。
在生意上手软就做不到完美至极。不登峰造极的事有什么做头？那是我和杰克布这种甘居三流的人之所为。彼得弹钢琴弹到了极致，他的极致并不是音乐的极致，这不怪他，天生的元素挡了路。可怜的彼得！他哪知道随心所欲，随遇而安是什么东西。做一件事，他必定让自己“爱做”。在他父母那里，爱不爱做某件事，要紧吗？“我爱做！”或者“我不爱做！”爱是多么轻佻肤浅的玩意儿，尤其跟责任相比。
我的父母和杰克布父母，都企图这样改良我们，磨炼掉我们动不动就“我不爱做”的性子，我们是难民，寄居人家的国家，你还动不动使性子：“我不要……我不爱……”
等我真正爱上舞蹈，想六根清净好好跳舞时，我父母对十二岁的我说：跳舞能跳来饭吃？我从小是个糟糕的孩子，被所有人吼骂，你做事情就凭兴趣，做得好吗？！后来我想，做事情凭兴趣难道不是最正确最自然的？没有兴趣哪儿来的生命？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不就是起源于一雌一雄的兴趣？
彼得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父亲、我伯伯们、我姑妈们的理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家认为最拿得出手的晚辈。我的面颊贴在他光洁的肩上，优美的江洋大盗，千万别在做成一笔缺德丧良的漂亮生意之前就吃了日本人的子弹。
我问他生意怎样。他说不错，不过还应该更好。我求他说，别“再好”了，再好他就要让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不舒服了。
他安慰我，说他不必出面，手下有个叫阿立的中介人，帮他办所有会惹祸的事。
他要是再涨米价，连自家都要喝青菜汤了。我笑起来，告诉他我家顾妈天天诅咒的正是他这种人，有时我也跟她一块诅咒。他说我该诅咒希特勒。我说希特勒我当然不放过。
他站起来，跪在我对面，两只手掌托起我的脸颊说：May，做了这一笔，我保证不再做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不高兴。
我说：我没什么不高兴。我又不是什么天使。
他严肃起来，还有点烦恼，叫我闭嘴。他不许我拿自己胡扯。
原来他真以为世上有天使般的女孩子。把我当成天使般的女孩，太误会了，正如他在我心目中做理想一样，做他心目中的天使也受不了，要大气都不出，离人间烟火远远的。
至于我们两具风华正茂的身体，现在要收藏到衣服里。好事情是值得等待的。我们走下楼，穿着半gān的衣服，外面风大雨大，老板娘朝我们投了一瞥知情人的目光。
我们点的菜上来了，老板娘低声跟彼得jiāo谈了几句话，给我们送来两杯甜味德国葡萄酒。她请客。
老板娘用带德语口音的英文悄声说，今天有几个犹太人给抓起来了，抓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显然是日本人gān的。因为“终极解决方案”被他们捅到上海犹太人的最高宗教领袖的会议上去了。老板娘说完便忙到别处去了。
我问彼得，他估计日本人会怎样处置那几个犹太人。
彼得神不守舍地沉默着。
我拉了拉他的袖子：彼得？
他“嗯”了一声。
我说日本人会不会枪毙这几个犹太人？他说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这样一来，会不会刺激梅辛格这个屠夫马上动手。反正消息走漏了，不如趁早动手。彼得与其在跟我说话，不如他在跟自己商量，做推断。
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被日本人抓获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个是杰克布·艾得勒。他那一阵忙得事情特多，但主要就是忙着探听“终极解决”何时实施，忙着把这个大yīn谋披露出去，让美国的举足轻重的犹太人参与gān涉。就在我站在犹太会堂门口满心甜蜜，等待彼得时，他和罗恩伯格还有其他人突然闯进了一个有犹太大拉比梅厄·阿什肯那齐主持的萨巴士。那个萨巴士聚集了最有话语权的几个社区领袖，影响波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犹太社区。而就在我和彼得坐在壁炉前，两情相悦时，杰克布正在被拷打。
这时我跟彼得说，再也不能等了，应该马上联络潜逃澳门的船。
他神不守舍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在想他的父母怎么办。假如他逃走，把他们留给屠夫们，他剩下的半生怎么过。
彼得还是看着我。没错，这是一个人一生所要做的最残酷的选择。换了我，我也会这样看着桌子对面的那张脸，神不守舍。
彼得问：一旦到了澳门，肯定能去美国吗？
我说：肯定。
你那么有把握？
我拉住他憔悴的手。
他说：现在你还不告诉我吗？你的把握到底来自哪里？
他的眼睛怎么会这么大这么黑？这样的眼睛表达无助和恐怖多么合适。我不要彼得这样无助和恐怖，我脱口便说：什么都别问，等上了旧金山的岸，你拿着我给你的护照，就行了。
什么护照？他问。
你的护照。我说。
你给我买了一本美国护照？
没有卖的。就是有，我也买不起。但我给你弄到了一本护照。
他把手抽开，说：你得给我点心理准备。到底是怎么弄来的护照？我连相片都没给过你呀！
他的黑眼睛越睁越大，黑色放she开来，恐怖似乎散布到周围。
彼得，听着。我用gān练的口气说道。我的口气是那种gān缺德事的人，颠倒是非，头头是道。有个人叫杰克布·艾得勒，美国公民，三三年从德国逃亡的难民。你进入美国国境的时候，就是杰克布·艾得勒。他和你长得很像，就是眼睛和头发颜色不一样，但相片上看不出来。你把头发染得浅一点，一定没人会发现你们是两个人的。
可是……我还是不懂。他说。
我没办法，只好把事情再讲清楚些，否则他以为我谋害了艾得勒先生。我告诉他，我如何千辛万苦地把杰克布哄上船，哄到了上海，就是谋取他的护照。在我讲到艾得勒先生在爱尔兰酒吧如何跟人赖赌债，又如何偷窃意大利厂主的罐头，我尽量把艾得勒讲成一个喜剧人物，可悲可恶的丑角，暗示彼得：跟这么个丑角，像我这样的女子只能毫不留情地利用。
他说：他真的非常像我？
原来他不放心的只有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