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我在内心的自我争吵，我同时扮演了老师和我，终于我jīng疲力竭地放弃了这种游戏。我重新投入到喧闹的操场上去，恢复了童年时真正的我，无忧无虑地奔跑和喊叫。可是这时候国庆走过来了，告诉我，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
我一下子又紧张了，我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向老师走去时一抖一抖的。国庆他们轻松自在的喊叫就在我的身后，我知道自己曾经热切期待而后来又极其害怕的时候来到了。我努力搜寻那些准备已久的雄辩词语，可我一句也找不着啦。那时候我感到嘴唇发抖马上就要放声大哭了，我鼓励自己不要哭，要勇敢。我知道老师会极其严厉地训斥我，说不定他又会想出什么奇奇怪怪的办法来处罚我，但我一定不能哭，因为我没有错。是的，我没有错，错的是老师。我应该这样去告诉他。我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不要被他突然而起的喊叫所吓倒，也不要怕他的笑眯眯。就这样，我走入了老师的办公室，我欣慰地感到自己又有勇气了。
教师向我友善地点点头，他正微笑着和另一位老师说话。
我站在他身旁，看他手里翻弄着一叠纸，第一张就是刘小青的检查。他和别的老师说着话，缓慢地将一张一张检查翻过去，让我看得十分清楚。最后我看到了国庆的检查，字写得特别大。老师这才向我转过身来，和颜悦色地问：
“你的检查呢？”
这时候我完全崩溃了。所有同学的检查经历了一次展览后，我立刻丧失了全部的勇气，我结结巴巴地说：
“还没有写完。”
“什么时候能写完？”他询问的声音极其温和。
我迫不及待地回答：“马上就写完。”
我在孙dàng的最后一年，升入小学四年级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在楼下燃煤球炉。国庆和刘小青跑来告诉我一个吃惊的消息，在我们教室的墙上出现一条用粉笔写成的标语，意思是打倒张青海，即我们的老师。
当时他们显得异常兴奋，他们用近乎崇拜的语气恭维我，说我真是有胆量。该死的张青海早该打倒了，我们都接受过他方式奇特却极其要命的处罚。他们的兴奋感染了我，他们以为是我写的而对我的崇拜，使我在那一刻真想成为那个写标语的人。可我只能诚实，我几乎是不好意思地告诉他们：
“不是我。”
国庆和刘小青当初显示出来的失望，让我深感不安。我以为他们的失望是因为我不是那个勇敢的人，就像刘小青说：
“也只有你才有这样的胆量呵。”
我心里觉得国庆比我更有胆量，我这样说了，丝毫不是为了谦虚。国庆显然接受了我的称赞，他点点头说：
“要是我，我也会写的。”
刘小青紧接上去的附和，促使我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实在不愿意再让他们失望了。
我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圈套，我根本就想不到国庆和刘小青是肩负着老师的旨意，来试探我。星期一来到后，我向学校走去时还傻乎乎地兴高采烈，紧接着我就被带入了一个小房间，张青海和另一位姓林的女老师，开始了对我的审问。
先是林老师问我是否知道那条标语的事。在那么一个小房间里，门被紧紧关上，两个成年人咄咄bī人地看着我。我点点头说是知道。
她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犹豫不决了。我能说出国庆和刘小青的兴高采烈吗？如果他们也被带到这里来，会怎样看我呢？他们肯定会骂我是叛徒。
我紧张地看着他们，那时候我仍然不知道他们怀疑我了。
那个女老师嗓音甜美地问我，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来没来过学校。我摇摇头。我看到她向张青海微笑了一下，接着迅速扭过头来问我：
“那你怎么知道标语？”
她突然响起的声音吓我一跳。一直没有说话的张青海这时软绵绵地问我：
“你为什么要写那条标语？”
我急忙申辩：“不是我写的。”
“不要撒谎。”
林老师拍了一下桌子，继续说，“可是你知道那条标语，你没来过学校，怎么会知道？”
我没有办法了，只能说出国庆和刘小青，否则我怎么来洗刷自己。我这样说了，可他们对我的话没有丝毫兴趣，张青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我查对过笔迹了，就是你写的。”
他说得那么肯定。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拚命摇头，让他们相信我。他们都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互相看来看去，仿佛根本就没听我的申辩。我的哭泣将众多的同学引到了窗下，那么多人都看着我哭，可我顾不上这些了。那个女老师站起来去驱赶他们，接着关上了窗户。刚才关上了门，现在又关上了窗户。这时张青海问我：
“你是不是说过，要是你，你也会写的。”
我恐惧地望着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偷听了我们星期六下午的对话？
是上课的铃声暂时拯救了我，他们让我在这里站着别动，他们要去讲课了，他们走后我独自一人站在这间小屋子里，椅子就在旁边，我不敢坐。那边的桌子上有一瓶红墨水，我真想去拿起来看看，可他们让我站着别动。我只好去看窗外，窗外就是操场，此刻高年级的同学正在那里列队，不一会就解散了，他们打球或者跳绳。体育课是我最喜欢的课。那边教室里传来了朗读的声音，隔着玻璃听起来很轻。我第一次站在外面听着他们朗读，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在他们中间，可我只能站在这里受罚。有两个高年级的男同学敲打起窗玻璃，我听到他们在外面喊：
“喂，你刚才为什么哭？”
我的眼泪又下来了，我伤心地抽泣起来。他们在外面哈哈笑了。
下课铃响过以后，我看到张青海带着国庆和刘小青走过来。我想他们怎么也来了，是我把他们牵涉进来的。他们在窗外就看到了我，他们的眼睛只看了我一下，就傲慢地闪了过去。
接下去的情形真让我吃惊，国庆和刘小青揭发了我，我在星期六下午说的那句话棗要是我，我也会写的。于是林老师用手指着我，却面对张青海说：
“有这想法就会写那标语。”
我说：“他们也这样说了。”
这时国庆和刘小青急忙向老师说明：
“我们是为了引诱他才这么说的。”
我绝望地看着我的同学，他们则是气乎乎地瞪着我。然后老师就让他们出去了。
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上午，两个成年人轮番进攻我，我始终流着眼泪不承认。他们的吼叫和拍桌子总是突然而起，我在哭泣的同时饱受惊吓，好几次我吓得浑身打抖不敢出声。林老师除了枪毙我以外，什么恫吓的话都说了。到后来她突然变得温柔了，耐心地告诉我，公安局里有一种仪器，只要一化验就会知道，那墙上标语的笔迹和我作业簿上的一模一样。
这是那个上午里我唯一得到的希望，但我又担心仪器会不会出差错，我就问她：
“会不会弄错呢？”
“绝对不会。”
她十分肯定地摇了摇头。我彻底放心了，我对他们欢欣地叫道：
“那就快点拿去化验吧。”
可他们却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互相看了好一会，最后是张青海说：
“你先回家吧。”
那时放学的铃声已经响过了，我终于离开了那间小屋子。
上午突然来到的一切，使我暂获自由以后依然稀里糊涂。我都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到了校门口，在那里我见到了国庆和刘小青，由于委屈我又流出了眼泪，我走过去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当时的国庆有些不大自在，他红着脸对我说：
“你犯错误了，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
刘小青却是得意洋洋地说道：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老师派来侦察你的。”
成年人的权威，使孩子之间的美好友情顷刻完蛋。以后很长时间里，我再没和他们说过话。一直到我要返回南门，去向国庆求助时，才恢复了我和他之间的亲密，可同时也成了我们的分别。后来，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下午的时候，我傻乎乎地坐到教室里准备上课了。夹着讲义走进来的张青海一眼就看到了我，他一脸奇怪地问我：
“你在这里gān什么？”
我在这里gān什么？本来我是来上课的，可他这么一问我就不知道了。他说：
“你站起来。”
我慌忙站起来。他让我走出去，我就走了出去，一直走到操场中央，我四下望望，不知道他要我走到哪里去。犹豫了片刻后，我只能鼓起勇气往回走，重新来到教室里，我提心吊胆地问张青海：
“老师，我要走到哪里去？”
他回过头来看着我，依然是软绵绵地问我：
“你上午在哪里？”
我扭过头去，看到了操场对面那间小屋子，我才恍然大悟。我问：
“我要到那小屋子里去？”
他满意地点点头。
那天下午我继续被关在那间小屋子里，我一直拒绝承认惹恼了他们。于是王立qiáng来到了学校，身穿军装的王立qiáng来到后，仔细听着他们的讲叙，其间有几次回过头来责备地望了望我。我当初多么希望他也能认真地听一听我的申辩，可他听完老师的讲叙后，根本就不关心我会说些什么。他带着明显的歉意告诉他们，我是他领养的，领养时我已经六岁了。
他对他们说：
“你们也知道，一个六岁的孩子已经有一些很难改变的习性了。”
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但他没有像老师那样bī我承认，这方面的话他一句都没说。他很快就站起来说是有事走了，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免伤害我。如果他继续呆下去，他就很难不去附和老师的话。他逃脱了这个令他尴尬的处境。我却是充满了委屈，他那么认真地听老师讲叙，可一句也不来问我是不是这样。
要不是后来李秀英对我的信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初的我深陷于被误解的绝望之中，那是一种时刻让我感到呼吸困难的情感。没有人会相信我，在学校里谁都认为那标语是我写的。我成了一个撒谎的孩子，就是因为我拒不承认。
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时，我接受了双重折磨。在被误解的重压之下，我还必须面对回家以后的现实，我想王立qiáng肯定将这事告诉李秀英了。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处罚。我就这样几乎是绝望地回到家中，一听到我的脚步，躺在chuáng上的李秀英立刻把我叫过去，她十分严肃地问我：
“那标语是不是你写的？你要说实话。”
整整一天了，我接受了那么多的审问，可没有一句是这样问的。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说：
“不是我写的。”
李秀英在chuáng上坐起来，尖利地喊叫王立qiáng，对他说：
“肯定不是他写的，我敢保证。他刚来我们家时，我偷偷将五角钱放在窗台上，他都很老实地拿过来jiāo给我。”然后她面向我，“我相信你。”
王立qiáng在那边屋子里表达了对老师的不满，他说：
“小孩又不懂事，写一条标语有什么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