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2）。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yīn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3），宣统年间用“革党”（4），民二以后用“乱党”（5），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
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6）。
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为“整顿学风”（7）计，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恶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三百多人死伤了，如果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bào动”。
可惜竟没有。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据说也还是的，但他们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恶。而这请愿也还是bào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bào动呵！
但次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8）发表了。因为他们“啸聚群众”，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啸聚男生”（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语）一样，“啸聚”了带着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的群众。以这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当然要死伤三百多人；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那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而况自己又不到场，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但从别一方面看来，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bào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9）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10）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11）也。
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12）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
那学校的名称，就应该叫作“啸聚”学校。
三月二十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京报副刊》。
（2）应为二百多人。参看本卷第265页注（6）。
（3）“康党”指清末参加和赞同康有为等变法维新的人。
（4）“革党”指参加和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人。
（5）“乱党”一九一三年，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就把国民党作为“乱党”取缔。
（6）深文周纳歪曲或苛刻地援用法律条文，陷人于罪。
（7）“整顿学风”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致电执政段祺瑞和总理贾德耀，侈谈“整顿学风”。他胡说当时“学风日窳，士习日偷……现已（男女）合校，复欲共妻”，“江窃以为中国之可虑者，不在内忧，不在外患，惟此邪说诐行，甚于洪水猛shòu。”
请段祺瑞“设法抑制”。段祺瑞接到电报后，除令秘书长章士钊复电“嘉许”外，并将原电通知国务院，责成教育部会同军警机关，切实整顿学风。去年的“整顿学风”，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8）通缉令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徐谦等五人，胡说他们“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bào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徐谦等并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徐谦（1871—1940），字季龙，安徽歙县人。李大钊（1889—1927），参看本卷第66页注（8）。李煜瀛，字石曾，河北高阳人。易培基，字寅村，湖南长沙人。顾兆熊，字孟余，河北人。
（9）清室善后委员会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冯玉祥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后，北洋政府为办理清室善后事宜和接收故宫文物而设的机构。
（10）俄款委员会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这里所说的三个委员，即李煜瀛、徐谦、顾兆熊。
（11）“优美的差缺”这是引用陈西滢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里说：“在北京学界一年来的几次风cháo中，一部分qiáng有力者的手段和意见，常常不为另一部分人所赞同，这一部分qiáng有力者就加不赞成他们的人们一个‘捧章’的头衔。然而这成了问题了。……不‘捧章’而捧反章者，既然可以得到许多优美的差缺，而且可以受几个副刊小报的拥戴，为什么还要去‘捧章’呢？”
（12）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京报》登载消息说：“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原注：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2）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3），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4）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gān，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yīn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