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来孙玄孙的儿子。自本身下数为第六代。
（10）《涵芬楼秘笈》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套丛书，共出十集。
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存放善本图书的藏书楼名。金侃，字亦陶，苏州人，清代藏书家。
（11）空六即陈廷璠，陕西雩阝县（今户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教务主任。
（12）蚩尤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九黎族酋长。《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huáng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洋军阀吴佩孚为了宣传“讨赤”，曾经在北京怀仁堂的一次宴会上发表谬论说：“赤化之源，为huáng帝时之蚩尤，以蚩赤同音，蚩尤即赤化之祖。”（据《向导》周报第一六一期“寸铁”栏）
（13）“超然象外”语出唐代司空图《诗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原意是形容诗歌的“雄浑”的风格，这里是对人生社会漠不关心的意思。
（14）张之江河北盐山人，国民军将领之一，当时任西北边防督办。
（15）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六年四月，孙传芳任命他为淞沪商埠总办；五月二十八日，他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鄙人为一书呆子，一大傻子，决不以做官而改变其面目”等语。（见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上海《新闻报》）
（16）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九日，复旦通信社记者访问英国庚款委员会华方委员胡适，就英国退还庚款用途提出问题。记者问：“庚款用途已否决定？”胡答：“已经决定。”又问：“决定系作何项用途？”胡答：
“此时不能宣布。”又问：“究竟于中国有无利益？”胡答：“以余个人之观察，甚觉满意。”等等。（见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晨报》）
（17）牛荣声事迹不详。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发表《“开倒车”》一文，为反动派的言行作辩护，其中说：“今人说某人是‘开倒车’，某事是‘开倒车’，并不见得某人便真腐败，守旧，某事便真不合现代的cháo流。也许是因为说话的人有了主观的偏见，也许是他太急进，也许是他的见解根本错误。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
（18）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曾任浙江督军，一九二六年夏他盘踞苏浙等地时，曾下令禁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用模特儿，并一再写信给该校校长刘海粟，以为模特儿有违中国的“衣冠礼教”，必须严禁。如他在六月三日的一封信中说：“生人模型，东西洋固有此式，惟中国则素重礼教，四千年前，轩辕衣裳而治，即以luǒ裎袒裼为鄙野。……模特儿止为西洋画这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亦何必求全召毁，俾yín画yín剧易于附会。”（见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上海《新闻报》）
（19）亚伯拉罕（Abraham）犹太族的始祖，约当公元前二千年自迦勒底迁居迦南（见《旧约·创世记》）。这里所说huáng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是日本佐佐木照山在一篇关于《穆天子传》的文章中所发的怪论。
（20）《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九二六年四月东京聚芳阁出版，是一本诬蔑中国民族的书。
（21）Smith斯密斯（1845—1932），美国传教士，曾居留中国五十余年。他所著的《中国人气质》一书，有日本澁江保译本，一八九六年东京博文馆出版。
（22）都介涅夫（W．c．TypKSZST，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这里是指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类型的人物。
（28）品青即王品青。
（24）《闾邱辨囿》丛书名。清代顾嗣立辑，共收书十种。
（25）“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扶持溥仪复辟，事前曾得到段祺瑞的默契。段祺瑞原想利用张勋来解散国会，推倒总统黎元洪；但复辟事起，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他便转而以拥护共和为名，于七月三日在天津西南面的马厂誓师，出兵讨伐张勋。张勋失败后，北洋政府曾规定这天为“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日”。
（26）《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七十二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二十四日）刊载陈西滢所作《闲话》，列举他认为是“中国新出有价值的书”共十一种，其中举《玉君》为长篇小说的代表说：
“要是没有杨振声先生的《玉君》，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长篇小说。”
《玉君》，现代社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二五年出版。
（27）“八珍”用八种烹调方法制成的食品。据《礼记·内则》，“八珍”的名目是：“淳熬、淳母、pào、擣珍、渍、熬、糁、肝膋。”
（28）《酉阳杂俎》段成式著，二十卷，续集十卷。内容多记秘书异事，为唐代笔记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种；御赐菜帐见卷一《忠志》篇。段成式（？—863），字柯古，齐州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唐代文学家。
（29）《随园食单》袁枚著，四卷。袁权（1716—1798），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诗人。曾任江苏溧水、江浦、江宁等县知县，退职后筑随园于江宁城西小仓山，故又号随园。
（30）《饮馔正要》应作《饥膳正要》，元代和斯辉著，三卷。
和斯辉在元仁宗延襱间（1314—1320）曾任饮膳太医，该书的内容便是记载关于饮膳卫生和育婴妊娠等的知识。
（31）《膳夫经手录》唐代杨煜著，四卷。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1056）。杨煜（《新唐书》作阳晔），曾任巢县县令。
（32）威廉士（S．W．Williams，1812—1884）美国传教士，曾在美国驻华领事馆任职。《中国》一书出版于一八七九年。
（33）“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语出《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纣，商代最后一个君主。
（34）“会稽竹箭”语出《尔雅·释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
（35）肉苁蓉一年生寄生草本植物，jīng肉质，高尺余，形如短柱。李时珍《本草纲目》说：“此物补而不峻，故有从容之号，从容，和缓之貌。”
（36）《留东外史》不肖生（向恺然）著。是一部描写清末我国留日学生生活的类似“黑幕小说”的作品。
（37）《嘉泰会稽志》宋代施宿著，二十卷。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完成，故名。一九二六年夏绍兴周肇祥等据清嘉庆间采鞠轩刊本影印。施宿，字武子，浙江吴兴人，曾任绍兴府通判。
（38）乔峰周建人，字乔峰，鲁迅的三弟，生物学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译有达尔文《种的起源》、生物学论文选集《进化与退化》；著有《生物进化浅说》、《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等。
（39）丛芜韦丛芜（1905—1978），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布宁（W．．UdZPZ，1870—1953），又译蒲宁，俄国小说家。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后死于巴黎。
（40）qiáng汝询（1824—1894）字荛叔，江苏溧阳人，清咸丰举人。著有《求益斋文集》。他在《佩雅堂书目小说类序》中说，做小说是“敝神劳思，取媚流俗，甘为识者所耻笑，甚矣其不自重也！……
魏晋以来小说，传世既久，余家亦间有之，其辞或稍雅驯，姑列于目；
而论其失，以为后戒焉。”参看《小说旧闻钞·禁黜》。
（41）关岳指关羽和岳飞。过去封建统治者把他们作为忠义的化身，建立专祠奉祀。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政府下令以关羽、岳飞合祀。以后，北洋政府也不断地祭祀关岳。
（42）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
（43）寿山齐寿山（1881—1965），名宗颐，河北高阳人，德国柏林大学毕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视学。
（44）《小约翰》长篇童话，荷兰望·蔼覃著。鲁迅译本收入《未名丛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
七月七日晴。
每日的yīn晴，实在写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烦了，从此想不写。好在北京的天气，大概总是晴的时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内，那就上午晴，午后yīn，下午大雨一阵，听到泥墙倒塌声。
不写也罢，又好在我这日记，将来决不会有气象学家拿去做参考资料的。
上午访素园（2），谈谈闲天，他说俄国有名的文学者毕力涅克（3）（BorisPiliniak）上月已经到过北京，现在是走了。
我单知道他曾到日本，却不知道他也到中国来。
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4），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现在听说又有人要将甘地（5）扛到中国来了，这坚苦卓绝的伟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国治下的印度能活的伟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伟大的足迹。但当他jīng光的脚还未踏着华土时，恐怕乌云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纳兹（6），中国倒也早有人绍介过；但他当欧战时，是高唱人类爱和世界主义的，从今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议案看来，他实在很不适宜于中国，当然谁也不理他，因为我们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义了（7）。
还有两个都是俄国人。一个是斯吉泰烈支（8）（Skitalez），一个就是毕力涅克。两个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毕力涅克却是苏联的作家，但据他自传，从革命的第一年起，就为着买面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后，便做小说，还吸过鱼油，这种生活，在中国大概便是整日叫穷的文学家也未必梦想到。
他的名字，任国桢君辑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9）里是出现过的，作品的译本却一点也没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马理》（《IvanandMaria》），格式很特别，单是这一点，在中国的眼睛——中庸的眼睛——里就看不惯。文法有些欧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里著了玻璃粉，何况体式更奇于欧化。悄悄地自来自去，实在要算是造化的。
还有，在中国，姓名仅仅一见于《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里培进司基（U．Libedinsky），日本却也有他的小说译出了，名曰《一周间》（10）。他们的介绍之速而且多实在可骇。我们的武人以他们的武人为祖师，我们的文人却毫不学他们文人的榜样，这就可预卜中国将来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据《伊凡和马理》的译者尾濑敬止（11）氏说，则作者的意思，是以为“频果的花，在旧院落中也开放，大地存在间，总是开放”的。那么，他还是不免于念旧。然而他眼见，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这正是革命时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诗人勃洛克（12）（AlexanderBlock）也如此。他们自然是苏联的诗人，但若用了纯马克斯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不过我觉得托罗兹基（13）（Trotsky）的文艺批评，倒还不至于如此森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