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
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
也许有人要说，这十分之二的特别国民，是怀抱着中国文化，代表着中国大众的。我觉得这话并不对。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要不然，一个郑孝胥〔２〕，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满洲去。
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这样的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国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了。我想，这可以无须我举例。
单在没有文字这一点上，智识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办白话报，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就为此。但还只知道了文章难，没有悟出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复兴文言文，也为此，他明知道现在的机关枪是利器，却因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想侥幸，就只好梦想大刀队成事了。
大刀队的失败已经显然，只有两年，已没有谁来打九十九把钢刀去送给军队〔３〕。但文言队的显出不中用来，是很慢，很隐的，它还有寿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反对，当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规，动他不得。格理莱〔４〕倡地动说，达尔文〔５〕说进化论，摇动了宗教，道德的基础，被攻击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飞〔６〕发见了血液在人身中环流，这和一切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却也被攻击了一世。然而结果怎样？结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环流！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要得实证，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至于拉丁化的较详的意见，我是大体和《自由谈》连载的华圉作《门外文谈》相近的，这里不多说。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众语的前途的艰难；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
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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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上海《新生》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六期，署名公汗。
〔２〕郑孝胥（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清末曾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后，他任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伪职，鼓chuī“王道政治”，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３〕关于打钢刀送给军队事，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载：“二十九军宋哲元血战喜峰，大刀杀敌，震惊中外，兹有王述君定制大刀九十九柄，捐赠该军。”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４〕格理莱（Ｇ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１６４２）通译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从一六○九年起自制望远镜观察和研究天体，证实了哥白尼关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太阳中心说（地动说），推翻了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天动说，给予欧洲中世纪神权论以致命打击，因此曾遭到罗马教廷的迫害。
〔５〕达尔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生物不变论，给宗教以严重的打击。因此受到教权派和巴黎科学院的歧视和排斥。
〔６〕哈飞（ＷＨａｒｖｅｙ，１５７８—１６５７）通译哈维，英国医学家。他根据实验研究证实了血液循环现象，为动物生理学和胚胎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连环图画”的拥护者，看现在的议论，是“启蒙”之意居多的。
古人“左图右史”，现在只剩下一句话，看不见真相了，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未读者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
但民间另有一种《智灯难字》或《日用杂字》，是一字一像，两相对照，虽可看图，主意却在帮助识字的东西，略加变通，便是现在的《看图识字》。文字较多的是《圣谕像解》〔２〕，《二十四孝图》〔３〕等，都是借图画以启蒙，又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
“连环图画”便是取“出相”的格式，收《智灯难字》的功效的，倘要启蒙，实在也是一种利器。
但要启蒙，即必须能懂。懂的标准，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譬如罢，中国画是一向没有yīn影的，我所遇见的农民，十之九不赞成西洋画及照相，他们说：人脸那有两边颜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画，是观者作为站在一定之处的，但中国的观者，却向不站在定点上，所以他说的话也是真实。那么，作“连环图画”而没有yīn影，我以为是可以的；人物旁边写上名字，也可以的，甚至于表示做梦从人头上放出一道毫光来，也无所不可。观者懂得了内容之后，他就会自己删去帮助理解的记号。这也不能谓之失真，因为观者既经会得了内容，便是有了艺术上的真，倘必如实物之真，则人物只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没有和地球一样大小的纸张，地球便无法绘画。
艾思奇〔４〕先生说：“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这话也并不错。不过要商量的是怎样才能够触到，触到之法，“懂”是最要紧的，而且能懂的图画，也可以仍然是艺术。
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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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一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燕客。
〔２〕《圣谕像解》清代梁延年编，共二十卷。清康熙九年（１６７０）曾颁布“敦孝弟、笃宗族、和乡党、重农桑……”等“上谕”十六条，“以为化民成俗之本”。《圣谕像解》即根据这些“上谕”配图和解说的书。编者在序文中说：“摹绘古人事迹于上谕之下，并将原文附载其后……且粗为解说，使易通晓。”
〔３〕《二十四孝图》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所传孝子二十四人的故事，编为《二十四孝》，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
〔４〕艾思奇（１９１０—１９６６）云南腾冲人，哲学家。他在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动向》的《连环图画还大有可为》中说：“我以为若有活生生的新内容新题材，则就要大胆地应用新的手法以求其尽可能的完善，大众是决不会不被吸引的，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艺术的可贵是在于能提高群众的认识，决不是要迎合他们俗流的错觉。”
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１〕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ＨＩｓａａｃｓ）〔２〕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３〕上登出来了，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副刊《火炬》〔４〕上的文章为证——
调和绍伯——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来又听得广东Ａ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翱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pào灰，各国资本家却可以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什么“军阀主义”“民主主义”都成了骗人的话。
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
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