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先生（２）忽然在教育改进社年会的讲坛上“劝治史学”以“保存国性”，真是慨乎言之。但他漏举了一条益处，就是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
衣萍先生（３）大概是不甚治史学的，所以将多用惊叹符号应该治罪的话，当作一个“幽默”。其意盖若曰，如此责罚，当为世间之所无有者也。而不知“古已有之”矣。
我是毫不治史学的。所以于史学很生疏。但记得宋朝大闹党人（４）的时候，也许是禁止元祐学术的时候罢，因为党人中很有几个是有名的诗人，便迁怒到诗上面去，政府出了一条命令，不准大家做诗，违者笞二百！（５）而且我们应该注意，这是连内容的悲观和乐观都不问的，即使乐观，也仍然答一百！
那时大约确乎因为胡适之（６）先生还没有出世的缘故罢，所以诗上都没有用惊叹符号，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笞一千了，如果用上而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笞一万了，加上“缩小像细菌放大像pào弹”（７）的罪名，至少也得笞十万。衣萍先生所拟的区区打几百关几年，未免过于从轻发落，有姑容之嫌，但我知道他如果去做官，一定是一个很宽大的“民之父母”（８），只是想学心理学是不很相宜的（９）。
然而做诗又怎么开了禁呢？听说是因为皇帝先做了一首，于是大家便又动手做起来了。
可惜中国已没有皇帝了，只有并不缩小的pào弹在天空里飞，那有谁来用这还未放大的pào弹呢？
呵呀！还有皇帝的诸大帝国皇帝陛下呀，你做几首诗，用些惊叹符号，使敝国的诗人不至于受罪罢！唉！！！这是奴隶的声音，我防爱国者要这样说。
诚然，这是对的，我在十三年之前，确乎是一个他族的奴隶，国性还保存着，所以“今尚有之”，而且因为我是不甚相信历史的进化的，所以还怕未免“后仍有之”。旧性是总要流露的，现在有几位上海的青年批评家，不是已经在那里主张“取缔文人”，不许用“花呀”“吾爱呀”了么？但还没有定出“笞令”来。
倘说这不定“笞令”，比宋朝就进化；那么，我也就可以算从他族的奴隶进化到同族的奴隶，臣不胜屏营欣忭之至！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太炎章炳麟，参看本卷第６页注（６）。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上，作《劝治史学及论史学利病》的讲演，其中说：“生为一国之民，不治本国史学，直谓之无国家无国民性之人可也，聚几万万无国民性之人以立国，则国魂已失。”教育改进社，全称“中华教育改进社”，一九二二年七月成立于济南。主要成员有熊希龄、陶知行（行知）、王伯秋等。（３）衣萍章鸿熙（１９００—１９４７），字衣萍，安徽绩溪人。当时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是《语丝》撰稿人之一。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发表《感叹符号与新诗》一文，针对张耀翔的所谓多用感叹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的论调、用幽默讽刺的笔法提出“请愿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话诗、用感叹号。“凡做一首白话诗者打十板屁股”；“凡用一个感叹号者罚洋一元”；“凡出版一本白话诗集或用一百个感叹号者，处以三年的监禁或三年有期徒刑；出版三、四本的白话诗集或用一千个以上的感叹号者，即枪毙或杀头”。（４）宋朝大闹党人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宰相，实行变法，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形成新党与旧党之争。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得势，他们的政治学术思想被称为元祐学术。后来宋徽宗打击旧党，严禁元祐学术传播。《宋史·徽宗纪》*兀撼缒晔辉拢兆谙纶骸耙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察举，必罚无赦。”并将司马光、苏轼等三○九人镌名立碑于太学端礼门前，指为jian党，称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
（５）关于宋朝禁诗的事，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huáng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何丞相伯通适领修律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于宣和之末。”按文中所说“笞二百”鲁迅曾予更正，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笞*傧刁滓话僦蟆贰（６）胡适之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北京大学教授。曾为《新青年》杂志编辑之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他的《尝试集》（一九二○年出版）被张耀翔用作攻击新诗使用惊叹号的例证之一。
（７）“缩小像细菌放大像pào弹”张耀翔在《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发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把当时出版的胡适《尝试集》、康白情《草儿》、郭沫若《女神》等新诗集里面的惊叹号加以统计，并讽刺说：“仰看像一阵chūn雨，俯看像数亩禾田；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认为这是消极、悲观、厌世情绪的表现，多用惊叹符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８）“民之父母”语见《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旧时常用以称呼地方官。
（９）这是对张耀翔的讽刺。张耀翔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华心理学会刊物《心理》杂志的编辑主任。他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中说：“职是之故，心理学者关于情绪之研究，远较他种jīng神研究为少……余久欲努力於情绪之研究……其方法为何，即取其专为表情之著作——诗，盛行之白话诗——而分析之。”
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２）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chūn山。
一月二十六日
（１）《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为画师望月玉成君书一笺云：‘风生白下千林暗，……。’”
（２）白下白下城，故址在今南京金川门外。唐武德九年（６２６）移金陵县治于此，改名白下县，故旧时以白下为南京的别称。
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
三月三十一日
（１）《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又为蓬子书一幅云：‘蓦地飞仙降碧空，……。’”本诗为鲁迅应姚蓬子请求写字时的即兴记事。诗中所说是一二八上海战争时，穆木天的妻子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去姚蓬子家寻穆木天的事。
蓬子，姚蓬子（１９０５—１９６９），浙江诸暨人，作家。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次年五月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叛变革命。
（２）天子即穆天子，我国古代有《穆天子传》，记周穆王驾八骏西游的故事。这里用作对穆木天的戏称。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２）
（１）本篇手迹题款为：“辛未初chūn，书请邬其山仁兄教正。”邬其山，即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日本人，一九一三年来华，后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后常有jiāo往。著有杂文集《活中国的姿态》等。“邬其”，“内”（L）字的日语读音玻病场∧衔薨⒚滞印》鸺矣铩Ｄ衔蓿笪摹埃危幔恚幔蟆钡囊*译，“归命”、“敬礼”的意思。阿弥陀，即阿弥陀佛，大乘教的佛名。
从赵雪阳先生的通信（三月三十一日本刊）里，知道对于我那篇“青年必读书”的答案曾有一位学者向学生发议论，以为我“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是这么一个意思——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bào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jīng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一种顺便而不相gān的声明。一个朋友告诉我，《晨报副刊》上有评玉君的文章（２），其中提起我在《民众文艺》（３）上所载的《战士和苍蝇》的话。其实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坛。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至于文坛上，我觉得现在似乎还没有战士，那些批评家虽然其中也难免有有名无实之辈，但还不至于可厌到像苍蝇。现在一并写出，庶几乎免于误会。
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２）。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３）呢，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４）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