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Ｓ医师〔６〕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Ｄ医师〔７〕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Ｄ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Ｘ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８〕，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bī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不过默默的躺着，有时还发生更切迫的思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后来，却有了转机，好起来了。到现在，我想，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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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２〕史沫德黎（１８９０—１９５０）通译史沫特莱，美国革命女作家、记者。一九二八年来中国，一九二九年底开始与作者jiāo往。著有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和介绍朱德革命经历的报告文学《伟大的道路》等。这里所说的“一篇序”，题为《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
〔３〕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成立共和国以后，德国政府文化与教育部曾授予凯绥·珂勒惠支以教授称号，普鲁士艺术学院聘请她为院士，又授予她“艺术大师”的荣誉称号，享有领取终身年金的权利。
〔４〕轮回佛家语。佛教宣扬众生各依所作善恶业因，在所谓天、人、阿修罗（印度神话中的一种恶神）、地狱、饿鬼、畜生六道中不断循环转化。《心地观经》：“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５〕北新书局当时上海的一家书店，李小峰主持，曾出版过鲁迅著译多种。因拖欠版税问题，鲁迅于一九二九年八月曾委托律师与之jiāo涉。
〔６〕Ｓ医师即须藤五百三，日本退职军医，当时在上海行医。〔７〕Ｄ医师即托马斯·邓恩（ＴｈｏｍａｓＤｕｎｎ），美籍德国人。
当时在上海行医，曾由史沫特莱介绍为作者看病。〔８〕宫保即太子太保、少保的通称，一般都是授予大臣的加衔，以表示荣宠。清末邮传大臣、大买办盛宣怀曾被授为“太子少保”，他死后其亲属曾因争夺遗产而引起诉讼。
文人比较学
齐物论
《国闻周报》〔２〕十二卷四十三期上，有一篇文章指出了《国学珍本丛书》的误用引号，错点句子；到得四十六期，“主编”的施蛰存〔３〕先生来答复了，承认是为了“养生主”〔４〕，并非“修儿孙福”，而且该承认就承认，该辨解的也辨解，态度非常磊落。末了，还有一段总辨解云：“但是虽然失败，虽然出丑，幸而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因为充其量还不过是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到底并没有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
中国的文人们有两“些”，一些，是“充其量还不过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的，“别的一些文人们”，却是“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别的一些文人们”，就知道施先生不但“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其实还能够算是修了什么“儿孙福”。
但一面也活活的画出了“洋场恶少”的嘴脸——不过这也并不是“什么大罪过”，“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海燕》月刊第一期。〔２〕《国闻周报》综合性刊物。一九二四年八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迁天津，一九三六年迁回上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停刊。该刊第十二卷第四十三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刊有邓恭三（邓广铭）的《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一文，指出这一辑丛书的“计划之草率、选本之不当、标点之谬误”三点。《国学珍本丛书》，应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施蛰存主编，上海杂志公司发行。〔３〕施蛰存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３〕。他在《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四十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关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我的告白》中说：“现在，过去的错误已经是错误了，我该承认的我也承认了，该辩解的希望读者及邓先生相信我不是诡辩。”又说：“他（按指邓恭三）说出我是为了‘养生主’，而非‘逍遥游’”，是“能了解”“我之所以担任主持这个丛书的原故”的。〔４〕“养生主”原是《庄子》一书中的篇名（内篇第三），据清代王先谦注：“顺事而不滞于物，冥情而不撄其天，此庄子养生之宗主也。”这里则用作“主要是为了生活”的意思。
《苏联版画集》序
——前大半见上面《记苏联版画展览会》，而将《附记》删去。再后便接下文：右一篇，是本年二月间，苏联版画展览会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写来登在《申报》上面的。这展览会对于中国给了不少的益处；我以为因此由幻想而入于脚踏实地的写实主义的大约会有许多人。良友图书公司要印一本画集，我听了非常高兴，所以当赵家璧〔２〕先生希望我参加选择和写作序文的时候，我都毫不思索地答应了：这是我所愿意做，也应该做的。
参加选择绘画，尤其是版画，我是践了夙诺的，但后来却生了病，缠绵月余，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写序之期早到，我却还连拿一张纸的力量也没有。停印等我，势所不能，只好仍取旧文，印在前面，聊以塞责。不过我自信其中之所说也还可以略供参考，要请读者见恕的是我竟偏在这时候生病，不能写出一点新的东西来。
这一个月来，每天发热，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我觉得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自十月革命以后，开山的大师就忍饥，斗寒，以一个廓大镜和几把刀，不屈不挠的开拓了这一部门的艺术。这回虽然已是复制了，但大略尚存，我们可以看见，有那一幅不坚实，不恳切，或者是有取巧，弄乖的意思的呢？
我希望这集子的出世，对于中国的读者有好影响，不但可见苏联的艺术的成绩而已。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鲁迅述，许广平〔３〕记。cc
〔１〕本篇最初印入《苏联版画集》。
《苏联版画集》，赵家璧编，一九三六年七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２〕赵家璧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出版家。当时任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
〔３〕许广平（１８９８—１９６８）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鲁迅夫人。
著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等。
后记
《且介亭杂文》共三集，一九三四和三五年的两本，由先生自己于三五年最末的两天编好了，只差未有重看一遍和标明格式。这，或者因为那时总不大健康，所以没有能够做到。
一九三六年作的《末编》，先生自己把存稿放在一起的，是自第一篇至《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似乎同属姊妹篇，虽然当时因是未完稿而另外搁开，此刻也把它放在一起了。
《附集》的文章，收自《海燕》，《作家》，《现实文学》，《中流》等。《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先生另外保存的，但都是这一年的文章，也就附在《末编》一起了。
先生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所以就不自量其浅陋，和排印，装订的草率，急于出版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