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烧伤的人后来常常出现在河滨公园的草坪上。那是这个城市的诗人们聚会的地方，在诗歌流行的huáng金时代它曾经像集市一样热闹而富有生机，而现在不知为什么河滨公园变得冷清和萧条起来，每天早晨一群白发老人集队在草坪上练习一种名叫香功的健身术，到了huáng昏前后另一些年轻人来了，他们人数寥寥，随身带着一本最新出版的诗集和自己的近作，这是城市剩余的最后几个诗人。有一天他们惊喜地发现草坪上坐着一个戴口罩的陌生青年，他的手里捧着几页诗稿，他的清澈而忧郁的目光充满渴望和依赖，等待着诗人们走过去，当他们靠近他并围坐在一起时，戴口罩的青年用一种急迫的宏亮的声音朗诵了他的诗句。
烧伤我脸颊的火它来自看不见的空间我看不见烧伤我脸颊的火
只听见火的声音我看不见火但我看见我被烧伤的脸
比这个世界更加孤寂
那首诗就是后来被诗人们广为传诵的《烧伤》。而那个被烧伤的人也从此跨入这个城市最后一批诗人的行列。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具有丰富含义的笔名火鸟。爱好诗歌的人们认为火鸟的诗浸透了世纪末的绝望情绪，神秘、自省而又忧伤动人，人们都听说了诗人火鸟被神秘地烧伤的故事，总是有人对此提出种种质疑，那些与诗人火鸟相识的人就说，那是真的，火鸟现在还戴着口罩。
两年以后的一个秋风朗朗的日子。诗人火鸟的家里来了一个客人。那就是他最早结识而后突然失踪的诗人朋友，诗人朋友给他带来了许多礼物，其中还有一只塞满了钱的信封。火鸟对这只信封觉得莫名其妙。
这是给你的赔偿费。诗人朋友表情很暧昧地盯着火鸟脸上的两块紫色疤痕。他说，难道你忘了，那次我撒酒疯把你按在煤气灶上？诗人火鸟恍若梦醒，他的双手下意识地掩住两侧脸颊，几乎是惊惶失措起来，他用一种怀疑而敌视的目光bī问着客人，煤气灶？你在胡说，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你喝醉了，我也有点醉了。你骂我的诗是狗屁，我就把你拖到煤气灶边上，拿走水壶让火烧你的脸，你烂醉如泥，竟然一点都没有反抗。就这么简单？是煤气灶上的火？
是煤气灶。那天我酒醒过来吓了一跳，害怕闹出人命，第二天就溜上火车走了。后来听说你戴上了大口罩，又听说你成了诗人，哈，诗人！那位诗人朋友说到这儿突然快乐地大笑起来，想想这事真是滑稽，我现在成了个商人，你倒变成个诗人了。诗人火鸟也想笑，但是两年来他几乎已经忘记了笑的方法，一方面是因为两颊受过灼伤的肌肤忌讳任何剧烈的表情，一方面则是受到了诗人角色的限制，他不喜欢笑，因此在一个神秘的谜底被三言两语揭破时，他的喉咙里发出的只是类似叹息的深沉的声音。两个久别重逢的朋友坐在公寓的窗前喝酒。窗外又是huáng叶飘零的深秋，冰凉的暮色正一层层地在城市与人的头顶上铺展，渐渐地凝成大片的黑暗，灯光从近邻或遥远的窗口升起来，就像诗歌从人类平淡的庸庸碌碌的生活中升起来，它是美丽而令人眩目的。两个朋友从不同的角度眺望着huáng昏以后的万家灯火，他们关于诗歌的讨论终于戛然而止。可是你说烧伤和诗歌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诗人火鸟最后向他的朋友吐露了一个深深的疑问。很明显那位朋友对此猝不及防，他凭借夜色的掩护躲开了火鸟忧郁而焦虑的目光，他说，这两年我挣了好多钱。
一个朋友在路上
新年前夕我又收到了力钧寄来的贺年片。贺年片寄自陕北一个偏僻的小县，上面绘着早已过时的动物和花卉图案，边角已经在邮路上磨损得又皱又破，而且沾有些许莫名的灰huáng色的污渍。这样的贺年片每年都从力钧手上寄出，邮戳上的地址每年都在变化，北京、昆明、海口、伊犁、哈尔滨，现在却是一个从未听说的旅行者足迹罕至的安塞县，它说明我的好朋友力钧还在路上，
在路上。
——这是力钧在数年前为自己订立的生活方式。我注意到贺年片上那句格言的风格较去年发生了些许变化。变向！只有简短响亮的一个词组，令人沉思却又不得其中之味。我联想到去年力钧赠我的格言——人类思考，上帝发笑——当时也使我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哲理的光辉。后来我曾把这句格言写在贺年片上转奇给别的同窗好友，再后来我就发现那句话原来出自一个声名鹊起的东欧流亡作家之口，那人叫昆德拉。我查了桌上的汉语词典，词典里居然没有变向这个词条。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意的遗漏，还是出于编撰者的孤陋寡闻。我也不知道力钧赠我这个词组（似乎是物理学名词？）包含着什么劝诫意义。但我知道作为力钧的朋友，必将受到他这种特殊的友情的滋润。变向是什么？管它是什么呢，用另外一些朋友的话来说，对于力钧你不必那么认真，就像你不必去探究他跑到陕北的安塞县去gān什么一样。中国的各个角落几乎都有力钧的朋友，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回忆起与力钧最初的jiāo往，至今令我感慨。那时候我们在北方的一所大学同窗共读，但平素很少看见他的人影，只是经常在哲学或政治经济学课堂上看见他突然举手站起来，向授课的教师提出一些深刻的质疑。他的声音带有明显的江浙口音，尖细而充满激情，每逢这时前排的女孩们都回过头来，用充满柔情的目光崇拜地望着他。力钧的头发是乱而蓬松的，力钧不苟言笑的仪态和锐利善辩的谈锋使人联想到康德、萨特这样的名人的青年时代。
力钧经常买书，也因此经常向别人借钱，借了钱往往无力偿还。所以力钧在大学里的形象是毁誉参半的，那些索债不得的人骂他是个骗子，而没有这种际遇的人仍然崇拜着力钧，终于有一次我也被力钧借去了二十元钱，他说书店里只有一本《存在与虚无》了，迟一步就会被别人买走了，于是我就觉得没有理由拒绝。但那些有前车之鉴的人的警告果然被印证，我手头极为拮据，却无法向力钧索取那二十元钱。更加令我气愤的是，有一次我发现力钧居然在校外的一家小餐馆独斟独饮。
那天我愤愤地坐在力钧对面，看着他微闭双目呷饮二锅头白酒。那本《存在与虚无》就放在酒瓶和油炸花生之间，我伸手去抢书的时候听见力钧发出一声鄙夷的冷笑。你想拿就拿去吧。他说，不过你读不懂它，世俗之人无法领略其中的真谛，你会一无所获的。
可是你得把钱还给我。我放还了书，恼恨自己在力钧面前为什么总是显得虚弱而委琐。
不要跟我谈钱，这个字最让我厌恶。力钧皱着眉头说，他把酒瓶推到我一侧，我请你喝酒，他说，别去想钱的事，别去想围墙里的学校和校规，想喝酒的时候就尽情地去喝，这样你的心里就会充实了。奇怪的是我竟然就此驯服了，我第一次喝了白酒，在酒意朦胧中听见力钧对我说，冲破围墙到外面去，去看真实的世界，去找寻你的自我。我像一个虔诚的教徒经受了力钧的洗礼，也就此成了力钧最为忠实的朋友。
在路上。在路上。
多年前力钧提出的这个口号在大学里风靡一时，激dàng了许多人的青chūn激情。毕业分配前夕，正是这股激情驱使我的许多同窗学友报名去了遥远偏僻的新疆、青海或西藏工作。力钧选择了西藏，在毕业典礼上力钧的发言再次语惊四座，他说，不要表扬我，不要赞美我，我并非听从祖国的召唤，这是我自己的需要，我需要的是在路上，在路上——
在路上。
毕业典礼上于是响起海cháo般的回响。那种狂热的回响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几年以后我读到了一个美国作家写于六十年代的书，书名就叫《在路上》。我怀疑力钧当时的口号源于这部小说，但作这种考证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力钧早就在路上了，追随力钧的那些同窗学友也早已在路上了。
力钧初到西藏那阶段经常给我写信，信封里还夹寄了他在布达拉宫、耗牛队或大昭寺前的留影。照片上的力钧神色疲惫，眼睛里却闪烁着一如既往的梦幻似的激情之光。其中一张照片上出现了一个短发圆脸的女孩，她似乎是被无意摄入镜头的，她蹲在照片的左下角，侧脸注视着骑耗牛的力钧，我觉得她的表情略含一丝嘲谑的意味。
那个女孩就是力钧的初恋。这是力钧后来在信中告诉我的，而且力钧还用含蓄的语言透露他们之间已经发生了那种关系。力钧说他们也许会像马克思和燕妮一样成为志同道合的伴侣。最后力钧当然忘不了在信尾催促我去西藏和他会合。看看你的人欲横流铜臭市侩的城市，不要留恋它。力钧在信中这样写道，到我的西藏来，到我的西藏来呼吸纯净清新的空气。我曾经被力钧说动了心，曾经想收拾行装就此离开沉闷乏味的学校，但在动身前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阻碍我挥手西行，我知道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我的优柔寡断和瞻前思后，这恰恰也是我与力钧本质的区别。我因此只能在这个繁华而嘈杂的南方城市过浑浑噩噩的日子，力钧却像一只自由之鸟在广袤而高远的天空中飞翔。
一个微雪的初冬的夜晚，有人敲响了我单身宿舍的门。是一个陌生的穿着男式军大衣的女孩，那张圆脸那头乌黑的短发似曾相识，却想不起是谁。女孩摘下绒线帽晃动着头发，她说，我从力钧那里来，我是小米。我一下就想起面前的女孩就是力钧的那位恋人。我在游历南方，到这里来当然就投奔你了。小米朝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莞尔一笑，你是力钧的朋友，当然也算是我的朋友了。深夜来访的女孩从外面带来一股清冷的寒气，我正在为如何接待这位不速之客发愁的时候，小米已经蹬掉脚上溅满泥浆的皮靴，坐到了我的chuáng上，我听见她用一种略带怨气的语调说，南方怎么也下雪呢？我又冷又饿，你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来？我找出了两包方便面，与此同时小米在后面发出了一声怪叫，又是方便面，她满面惊恐地盯着我的手，我看见方便面就想吐，难道没有别的东西了吗？然后她撇了撇嘴不满地说，你们南方人就是小气，哪能跟我们西藏人比？在西藏不管来什么客人，都要拿最好的东西出来招待。我被小米的话说得无地自容，急忙去邻居家里借jī蛋。后来我就站在一边，看饥饿的女孩吞咽煮得半生不熟的jī蛋。女孩在谈话中经常提及力钧的近况，说他正在研究西藏的宗教，但她说得更多的是一个叫老刚的人，我不知道老刚是什么人，根据女孩提及这个名字时的虔敬的表情分析，老刚才是她心目中的偶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匮乏的哲人。大概在凌晨一点钟，高谈阔论的女孩终于打了一个呵欠，我就抱了一条被子准备去学生宿舍借宿。女孩惊异地说，你去哪里？我说。找地方睡觉去。女孩指了指地上，你可以打地铺睡，在西藏我们就是这样的。我摇了摇头，有点窘迫地去开门，这时候女孩在后面嗤地笑了一声，她说，你真封建，你这种人就应该让老刚来给你上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