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寻觅
我和俗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幕社会戏剧中，我伙扮演的角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争斗，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jīng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产情绪仍然十分qiáng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在那时之前，谷溪已经是省内有些名气的青年诗人，早在一九六五年就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共同的爱好使我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多年做不完的恶梦。尽管那时候的作品甚至连一篇也不能编入现在的结集里，但它在人生的篇章中永远占有不可磨灭的一面——那是在gān枯的jīng神土地上长出的几棵稀有的绿草，至今仍然在记忆中保持着鲜活。在此期间，谷溪和朋友们编辑出版了诗集《延安山花》。当时在国内外行销几十万册，可以说这是文化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和文学意识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后来，谷溪又和大家奔波着出了一张文艺小报《山花》（一九九二年将庆祝它诞生二十周年）。今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当年都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最初的作品，有的甚至是处女作。一时间，我们所在的陕北延川县文艺创作为全国所瞩目，几乎成了个“典型”。所有这一切，都和谷溪分不开，他热情组织了这些有意义的活动。以后，我感到诗歌这碗诱人的汤水不适合我的脾胃，就改行涂抹起了小说，但谷溪一直痴心不改，始终热恋着他的缪斯，以至今天有了这本凝聚着他几十年心血的诗集。
诗人谷溪最初的职业是位火夫。那时他刚刚告别了少年。
贫困的家境使他勉qiáng读完高中后，便开始自谋生路；和油盐酱醋打起了jiāo道，无论在此之前还是之后，他都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作为陕北农民的儿子，他继承了劳动者那种顽qiáng不息和百折不挠的jīng神品质，几十年里，一边应付着生存的窘迫与尴尬，同时以音稚般的执拗在他心爱的huáng土地上寻觅和采摘诗歌的花朵。
谷溪前期诗歌创作的风格，几乎完全是在学习陕北民歌（主要是信天游）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陕北民歌的迷恋甚至到了有意或无意排斥其它诗歌形式的程度。他是吸吮着陕北民歌丰富的奶汁长大的。在运用这一形式方面，谷溪达到了很不一般的境界，有些诗作给人留下了qiáng烈的印象，只是在内容方面受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局限，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因此编入这本集子中的寥寥无几，不能不使人感到一种历史性的缺憾。
读谷溪最初的诗作，你常常感到，那些诗不是用笔在纸上写出来的，而是用老镢头从地坦克挖出来的。有人就称他的诗是“老镢头诗”。当然，如果硬要把绣花针在绸缎上绣出来的诗和这种老镢头诗作比较，这种诗可能认为粗俗了一些，似难登大雅之堂。但我认为，面包和窝窝头各有各的味道，正如一句陕北乡谚所说：清油调苦菜，各取心里爱。
一副知识分子派头的谷溪，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液，即使西装革履加上宽边眼镜也掩饰不住这种本质。他的劳动状态首先就像个陕北的庄稼汉，而且每有收获，第一个大受感到的常常是诗人自己。每逢有新作出笼，总要醉心地不厌其烦地给亲朋好友朗诵。在外人看来，他甚至有点过分地珍视自己的劳动果实，知情得当然是理解他的，因为他的每首得意之作，都几乎是洒尽汁水以至绞尽脑汁的产物。这个人没有上过大学，写作不可能凭空厚的学识功底，他也不属于那种脑瓜灵得不弹也响的才子，诗情经常能像自来水一样流个没完，谷溪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天赋写诗，有时甚至要等到诗神明白无误的暗示后，似乎才“恍然大悟”，而且农民式的拙朴常常造成逮一只蜻蜓，也用了捕捉飞鹰的大网，其艰难困苦，就不是雅兴计人们所能知晓的了，即使如此费尽心机，他也不是每次都能逮住那只美丽的蜻蜓。从诗人几十年的作品来看，他收获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毋容置疑，在他所有的这些收获中，的确有许多掷地有声的货色，足以使我们对诗人的劳动产生警意，我们可以猜想他在两次收获之间，常常面对的是大片的空白。他又是一个天性不安生的人，没有守株待兔的耐心，一旦失去诗的灵性，就忙乱而狂热地将自己投身于各种社会性的文学活动之中，指导初学写作者的创作直至其它的琐碎事务，即使出力不讨好也从不回心转意，这种热忱的付出也影响了他自己的创作。当然，他从未中断过对诗的执著追求，有时甚至毫无收获的指望，他也在辛勤耕种。这一点上，再一次体现出了他的农民本色，对一个农民来说，即使面对一个纯粹没有收获的秋天，他也绝不会为chūn播夏耘所付出的艰辛而生出丝毫的悔意来。
由此而论，我们觉得，谷溪在人生奋斗方面的收获可能要大于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收获。我们又很难评判其间的哪一种收获于人更为宝贵，也许人生奋斗过程中所得到的欢乐，要远比所得到的那个具体结果更为美好。这不仅对谷溪而言，大概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谷溪后期的诗作变化很大，进步也很大，他显然不满足于初期的山歌野调，试图用自由度现大的歌喉唱出对生活更丰富的感受，溪水奔涌出狭小的山谷，开始在较为宽阔的河chuáng上流淌。我们甚至有一种河流突然改道的感觉，听见某种宏大的声势在他诗歌的河流中喧响。尽管某些地方显出了一种生硬或勉qiáng，就总体而言，他后期的诗作表露出明显成熟的人生态度。对谷溪来说，这是一个飞跃，尽管这飞跃带着实验和探索的性质，这本诗集主要收编的是诗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显然在刻意追求一种深度，追求一种哲理意识，在展示现实生活的多棱镜面时，他尽量用冷静的手指拨亮历史的烛光给予其旷远的观照。而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是诗人对陕北这块厚土的深深挚爱和杜鹃啼血般的眷恋，并以此唤起我们所共有的那种乡恋之情。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诗人在技巧方面的缺陷。另外，我们还觉得，在追求一种新形式、新表现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牺牲和抛弃原有的东西作为代价。谷溪深厚的民歌素养应该在创作追求中得到体现——当然应该是一种升华的体现。
艺术批评的根基
十几年前，大文学批评的广阔天空，李星时隐时现，除过少数一些人，大家并没有观察到他。但这个人不断地裂变着自由的jīng神原子，甚至用猛烈的火焰加燃自己，现在已闪闪烁烁终于君临人们面前，并在陕西文学批评的星座中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李星文艺批评的最大优势，在于他既拥有深厚的实际生活感受又有扎实系统的专业理论功底。这就使他有可能在对批评对象居高临下的解析之前，先行深入地对其作作品时的感受不尽相同。但是，在我看来，一个卓越的文艺批评家，一种新思想的发现者，不仅应具有高明的理性剖析和概括才能，最重要的也许仍然是首先要懂得生活——历史的、现实的生活，这是一切艺术批评的根基。这样，他的批评就不会是脱离作品远离生活的云遮雾罩，就不会有隔靴搔痒或南辕北辙之感，批评首先是准确可信的，然后才能谈到深刻和巨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需要生活，批评家也需要生活。很难想象，一个批评家不能透彻地理解作家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内容以及他们创作心理机制所凭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依据，而仅仅用古今中外一些理论书籍中得来的概念或“条款”，就敢勇气十足地对作品品头论足。不幸的是，在我国当代文学艺术批评中，这类现象并不鲜见。
李星在这方面有其天然的条件。他出身于关中平原的一个农家小院，青少年时期一直在田野和村镇上度过，这些范围内的生活感受不是以后“深入”才得来的，而他自己就一直是其中的成员。后来，尽管他在大城市搞了专业，但他也没有割断他和农村乡镇母体相连的脐带。由于陕西的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大都和他一样，不是直接从农村乡镇走来，就是和这些地方有血肉般的相连关系，因此，这些人的作品首先为李星的文艺批评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敢说就目前而言，李星对陕西文艺作品的评论要明显高出一筹。他已出版的评论集《求索漫笑》就是一个证明。在这本书中，他几乎对陕西所有有影响的作家以及全国一些相似的作家有过出色的论述，并且最先提出“农裔城籍”作家这一著名概念。对于生活的敏感和深沉的思考方面，李星决不亚于作家和诗人。只有积极地给予生活，才有权评说生活，只有对生活深入地体察，才能对作品作深刻的论断。李星的文艺批评之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使被批评和读者信服，正在于此。
但是，李星又决不是一位“乡土批评家”。他在专业理论的建高上具有很不一般的修养。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专业，在大学就系统地学习了文艺理论。毕业后不久，专业“对口”，从始至今一直搞自己的专业。尽管拖家带口，但她始终勤奋不已地读书和写作。给人突出的印象是，这个人无论对重大理论问题还是对一般的艺术观点，都力求认真钻研以至透彻理解，而不是那种号称博览群书其实常常一知半解，最终只能用“模糊语言”写评论的评论“家”。李星的评论文章条理清晰，论断力求准确，且也不乏惊人之见；一旦灵性突发，甚至诗情如cháo而涌，字里行间时有电光石火飞溅。
纵观李星的全部批评活动，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生活认识积累的加深和艺术理论修养的不断提高，他批评的视野在逐渐扩大，从早期主要从事文学批评而至今天已叔叔及到了多种艺术门类。他已不仅仅为文学界所熟知，也引起了整个艺术界的关注。从著者的这本书里，我们就看到了他的这一新现象。这无疑预示了他更广阔的前景。在我看来，在他以后的努力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自己深厚的实际生活感受与专门系统的理论建树更出色地融解在一起，以期使他的评论达到一个令人振奋的高度。
附：《人生》俄译本后记
〔苏〕谢曼诺夫
还在我去中国旅行这前不久，我在莫斯科就拜读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那时就知道，路遥是“文革”之后登上文坛的中国作家。中篇小说《人生》是他在中国引起热烈反响的第一部较大的作品。这篇作品最早把注意力引向对农村和城市jiāo叉地带的描写，反映了当代尖锐的生活冲突，围绕这部中篇小说，无论在读者中间，还是在评论家中间，都引起了争论。但是，争论的最终结果是新作者被承认了，而且成为一九八三年度全国文学评比的获将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