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以来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保姆奶奶的一位邻居，我叫她大荣姨。
那时候我三岁，生活在北京。大荣姨是个中学生，有一张圆脸，两只细长眼睛，鼻梁两侧生些雀斑。我不讨厌她，她也特别喜欢我，经常在中午来到保姆奶奶家，自愿哄我睡午觉，一边给我讲些罗嗦而又漫长的故事，也不顾我是否听得懂。那些故事全被我遗忘了，至今只记得有个故事中的一句话：“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什么叫狮子路口呀？三岁的我竭力猜测着：一定是那个路口有狮子。狮子我是见过的，父母抱我去过动物园的狮虎山。但我从未向大荣姨证实过我的猜测，因为每当她讲到“十字路口”时，我就快睡着了。梦中也没有狮子，倒常常出现大荣姨那张快乐的圆脸。
我弄懂“十字路口”这个词的含意是念小学以后的事。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每当我和同学们走到十字路口，便会想起大荣姨故事中的那句话。真是的，三岁时我连十字路口都不明白。我站在十字路口，心中笑话自己。这时我已随父母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我的保姆奶奶和大荣姨。但我仍然愿意在假期里去北京看望她们。
小学二年级的暑假里，我去北京看望了保姆奶奶和大荣姨。奶奶添了不少白头发，大荣姨是个地道的大人了，在副食店里卖酱油———这使我略微有点失望。我总以为，一个会讲“十字路口”的人不一定非卖酱油不可。但是大荣姨却像从前一样快乐，我和奶奶去她家时，见她正坐在一只马扎上编网兜，用红色透明的玻璃丝。她问我喜欢不喜欢这种网兜，并告诉我，这是专门装语录本用的。北京的女孩子，很多人都在为语录本编织小网兜，然后斜背在身上，或游行，或开会，很帅，正时兴呢。
那时的中国，已经到了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的时期。我也拥有巴掌大的一本，觉得若是配以红玻璃丝网兜背在肩上，一定非比寻常。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心态，正如同今日女孩子们渴盼一条新奇的裙子或一双时髦的运动鞋那般焦灼了。我请大荣姨立刻给我编一个小网兜，大荣姨却说编完手下这个才能给我编，因为手下这个也是旁人求她的，那求她的人就在她的家里坐等。
我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在不远处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大荣姨手中的这件半成品，便是她的了。
这使我有点别扭。不知为什么，此刻我很想在这个女孩子面前显示我和大荣姨之间的亲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显示我们的“够哥们儿”。我说：“先给我编吧。”“那可不行。”大荣姨头也不抬。
“为什么不行？”
“因为别人先求了我呀。”
“那你还是我的大荣姨呢。”
“所以不能先给你编。”
“就得先给我编。”我口气qiáng硬起来，心里却忽然有些沉不住气。
大荣姨也有点冒火的样子，又说了一个“不行”，就不再理我的茬儿了。看来她是真的不打算先给我编，但这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使我在那陌生女孩子跟前出了丑，这还算朋友吗？我嘟嘟嚷嚷地出了大荣姨的家，很有些悲愤欲绝，并一再想着，其实那小网兜用来装语录本，也不一定好看。
第二天早晨，当我一觉醒来，发现枕边有一只崭新的玻璃丝网兜，那网兜的大小，恰好可装一本六十四开《毛主席语录》。保姆奶奶告诉我，这是大荣姨连夜给我编的，早晨送过来就上班去了。我撅着嘴不说话，奶奶说我不懂事，说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自家人不该和外人“嚼清”。
那么，我是大荣姨的“自家人”了，我们是朋友。因为是朋友，她才会断然拒绝我那“走后门”式的请求。我把那只小网兜保存了很多年，直到它老化得又硬又脆时。虽然因为地理位置，因为局势和其他，我再也未曾和大荣姨见过面，但我们共度的美好时光却使我难以忘怀。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听到朋友对你说“那可不行”呢。敢于直面你的请求并且说“不行”的朋友，往往更加值得我们珍惜。
打那以后，直至我长大成人，便总是有意躲避那些内容空dòng的“亲热”和形态夸张的“友好”。每每觉得，很多人在这亲密的外壳中疲惫不堪地劳累着，你敢于为了说一个真实的“不”而去破坏这状态吗？在人们小心翼翼的疲惫中，远离我们而去的，恰是友谊的真谛。
我想起那年夏季在挪威，随我的丹麦朋友易德波一道去看她丈夫的妹妹。这位妹妹家住易卜生故乡斯凯恩附近，经营着一个小农场。正是夕阳普照的时刻，当我们的车子停在农场主的红房子跟前时，易德波的小姑首先迎了出来。那是一位有着深栗色头发的年轻妇女，身穿宽松的素色衣裙。这时易德波也从车上缓缓下来，向她的小姑走去。我以为她们会快步跑到一起拥抱、寒暄地热闹一阵，因为她们不常见面，况且易德波又带来了我这样一个外国人。但是姑嫂二人都没有奔跑，她们只是彼此微笑着走近，在相距两米左右站住了。然后她们都抱起胳膊肘，面对面地望着，宁静、从容地jiāo谈起来，似乎是上午才碰过面的两个熟人。橙红色的太阳笼罩着绿的草地、红的房子和农场的白色围栏，笼罩着两个北欧女人沉实、健壮的身躯，世界显得异常温馨和美。
那是一个令我感动的时刻，使我相信这对姑嫂是一对朋友。拉开距离的从容jiāo谈，不是比紧抱在一起夸张地呼喊更真实吗？拉开了距离彼此才会看清对方的脸，彼此才会静心享受世界的美好。
一位诗人告诉我，当你去别人家作客时，给你摆出糖果的若是朋友，为你端上一杯白开水的便是至jiāo了。只有白开水的清淡的平凡，才能使友人之间无所旁顾地共享好时光吧。
每当我结识一个新朋友，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卖酱油的大荣姨和那一对北欧的姑嫂，只觉得能够享受到友人直率的拒绝和真切的清淡，实在是人生一种美妙的时光。
小学一年级的暑假里，我去北京外婆家做客。正是“七岁八岁讨人嫌”的年龄，外婆的四合院里到处都有我的笑闹声。加之隔壁院子一个名叫世香的女孩子跑来和我做朋友，我们两人的种种游戏更使外婆家不得安宁了。
我们在院子里跳皮筋，把青砖地跺得砰砰响；我们在枣树下的方桌上玩“抓子儿”，“羊拐”撒在桌面上一阵又一阵哗啦啦啦、哗啦啦啦；我们高举着竹竿梆枣吃，青青的枣子滚得满地都是；我们比赛着唱歌，你的声音高，我的声音就一定要高过你。外婆家一个被我称做表姑的人对我们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累呀？”我和世香互相看看，没有名堂地笑起来———虽然这问话没有什么好笑，但我们这一笑便是没完没了，上气不接下气。是啊，什么叫累了？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累的问题。有时候听见大人说一声“喔，累死我了！”我们会觉得那是因为他们是大人呀，“累”距离我们是多么遥远啊。
当我们终于笑得不笑了，表姑又说：“世香不是有一些糖纸么，为什么你们不花些时间攒糖纸呢？”我想起世香的确让我参观过她攒的一些糖纸，那是几十张美丽的玻璃糖纸，被她夹在一本薄薄的书里。可我既没有对她的糖纸产生过兴趣，也不打算重视表姑的话。表姑也是外婆的客人，她住在外婆家养病。
世香却来了兴致，她问表姑：“你为什么让我们攒糖纸呀？”表姑说糖纸攒多了可以换好东西，比方说一千张糖纸就能换一只电动狗。我和世香被表姑的话惊呆了：我们都在百货大楼见过这种新式的玩具，狗肚子里装上电池，一按开关，那毛茸茸的小狗就汪汪叫着向你走来。电动狗也许不会被今天的孩子所稀奇，但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玩具单调、匮乏的时候，表姑的允诺足以使我们激动很久。那该是怎样一笔财富，那该是怎样一份快乐！更何况，这财富和快乐将由我们自己的劳动换来呢。
我迫不及待地问表姑糖纸攒够了找谁去换狗，世香则细问表姑关于糖纸的花色都有什么要求。表姑说一定要透明玻璃糖纸，每一张都必须平平展展，不能有皱褶。攒够了jiāo给表姑，然后表姑就能给我们电动狗。
一千张糖纸换一只电动狗，我和世香若要一人一只，就需要两千张糖纸。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我们信心百倍。
从此我和世香再也不跳皮筋了，再也不梆枣吃了，再也不抓子儿了，再也不扯着嗓子比赛唱歌了。外婆的四合院安静如初了，我们已开始寻找糖纸。
当各式各样的奶糖、水果糖已被今日的孩子所厌倦时，从前的我们正对糖寄予着无限的兴趣。你的衣兜里并不是随时有糖的，糖纸——特别是包装高档奶糖的玻璃糖纸也不是到处可见。我和世香先是把零花钱都买了糖——我们的钱也仅够买几十块高级奶糖，然后我们突击吃糖，也不顾糖把嗓子齁得生疼，糖纸总算到手了呀；我们走街串巷，寻找被人遗弃在犄角旮旯的糖纸，我们会追随着一张随风飘舞的糖纸在胡同里一跑半天的；我们守候在食品店的糖果柜台前，耐心等待那些领着孩子前来买糖的大人，等待他们买糖之后剥开一块放进孩子的嘴，那时我们会飞速捡起落在地上的糖纸，或是“上海太妃”，或是“奶油咖啡”；我们还曾经参加世香一个亲戚的婚礼，婚礼上那满地糖纸令我们欣喜若狂。我们多么盼望所有的大人都在那些日子里结婚，而所有的婚礼都会邀请我们！
我们把那些皱皱巴巴的糖纸带回家，泡在脸盆里使它们舒展开来，然后一张一张贴在玻璃窗上，等待着它们gān后再轻轻揭下来，糖纸平整如新。
暑假就要结束了，我和世香每人都终于攒够了一千张糖纸。在一个下午，表姑午睡起来坐着喝茶的时候，我们走到她跟前，献上了两千张糖纸。表姑不解地问我们这是gān什么，我们说狗呢，我们的电动狗呢？表姑愣了一下，接着就笑起来，笑得没完没了，上气不接下气。待她笑得不笑了，才擦着笑出的泪花说：“表姑逗着你们玩哪，嫌你们老在院子里闹，不得清静。”
世香看了我一眼，眼里满是悲愤和绝望，我觉得还有对我的藐视——毕竟，这个逗着我们玩的大人是我的表姑啊。这时我忽然有一种很累的感觉，我初次体味到大人们常说的累，原本就是胸膛里那颗心的突然加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