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猗纹对这信息并没有表现出大惊小怪。也并不急于为达先生做进一步的肯定。她半信半疑地想：“评剧”《列宁在十月》联在一起总觉得有几分硌生。对于列宁的光辉形象被搬上中国革命戏剧舞台，当然值得庆幸，但此时她想的是这个评剧。
评剧在解放前叫“蹦蹦儿”，蹦蹦儿这种出在京东只能唱《小老妈开口旁》《马寡妇开店》的只配在乡村野台子上演的小戏，后来虽然也小模小样地进了北平，演员也花枝招展地登报、照剧装像，但那种热闹也只能热闹在天桥。单说那演员名字就俗不可耐，自己却还不以为然：白牡丹、花石榴、绿芙蓉……解放后，蹦蹦儿虽改头换面变成了评剧，调门儿也有演变、发展，可那调门儿再演变还是蹦蹦儿，比上下句的秧歌调qiáng点儿也有限。演个“小女婿”还合适，可让列宁上台唱“小女婿”的调儿，她怎么也想不出是什么滋味。还有列宁那西服、领带，怎么让演员耍把？杨子荣有板儿带一耍半天，少剑波没板儿带耍大衣，那郭建光手里还有支盒子pào，列宁手中就有杆红蓝铅笔。但司猗纹就像总也不愿在达先生面前表白自己的身世一样，现在她也不愿向达先生表露她这份思想的真实——虽然在达先生看来，司猗纹对他早已是无话不谈，既jiāo心又jiāo思想。在响勺他们像是……是什么，达先生从来也没想准确过。在不便和司猗纹jiāo换看法的情况下，他只好按照自己那总在变幻的看法看他和司猗纹之间。
“您说，这兴许是真的？”达先生发现司猗纹不说话，对此就改变了口气，他把刚才那偏重的肯定换成了现在这偏重的询问。好像他刚才的过于肯定是在司猗纹面前打了眼，没准儿司猗纹凭了她那广泛的知识涉猎，对此另有品评。达先生说完，用几分试探、几分谦卑的眼光看司猗纹。
没想到司猗纹给了达先生一个出其不意。
“对革命有益，什么戏不能编？”她说。
“那是。”达先生说，觉出本来自己肯定了的东西，为了察言观色又被自己做了否定，就生出些遗憾和懊悔。
“您说让列宁同志也唱？”既然司猗纹做了肯定，达先生就可以不客气地给司猗纹提问题了，名正言顺地提问，甚至是难题。
达先生的问题正是司猗纹在想在怀疑的。既然达先生说出了她心中的疑问，那么面对这棘手的问题司猗纹必做回答，谁让她说“对革命有益什么戏都能编”呢。她要是一张口就对达先生的话来个彻底否定呢，哪儿至于引出达先生这个棘手的发问。
那么她得做出正面回答。
“我看那是个唱腔设计问题，唱腔也得改进。”司猗纹当真做出了连她自己都意外的、再合适不过的回答。在这里她没说列宁到底能不能唱蹦蹦儿，也没对评剧本身发表什么带有贬义的见解，非说那蹦蹦儿无产阶级导师没法儿唱。她把一个极复杂的政治问题一下子归到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改进唱腔。
“京剧的老唱腔也表现不了英雄人物。”司猗纹又做了个恰当的比喻圆满的补充。
吃枣的吃枣。抽烟的抽烟。间或都可以喝茶。
“您说让列宁夫人也唱？”达先生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又提出了克鲁普斯卡娅的问题。
达先生这次的问题就带出明显的幼稚了。看来他只知道他那把一尺长的京胡，京胡之外他到底一窍不通。司猗纹对戏的了解可不只限于京剧，她开始由评剧的特性来开导达先生。
“蹦蹦儿压根儿就是旦角儿戏，行当不全。《打狗劝夫》《马前泼水》都是旦角儿戏。”司猗纹是说连列宁的唱腔经过改进、设计都可以解决，那列宁夫人作为旦角儿，唱腔就更容易。但说起评剧的旦角儿戏，她并没有举出《马寡妇开店》和《小老妈开口旁》。
“那您说列宁该用老生腔，还是用小生腔？”达先生得寸进尺，给司猗纹提的问题更具体了。
照理说这个问题又显棘手，因为老生象征老头，小生象征青年。那么列宁是老头还是青年？他并非青年，这点司猗纹可以肯定；老头？让一个革命领袖做老态龙钟状，让革命充满暮气，那当然也有损于领袖的形象。但司猗纹终于又给了达先生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聪明。
“那蹦蹦儿压根儿不分老生、小生，是男的都一个调门儿。”她说。
司猗纹对达先生的问题一个个做着回答，一个个作着驳斥。但今天她对他的问题并不十分热情，在回答之中或许还常显出几分不耐烦。因为一方面达先生的问题云山雾罩，此外她一直在想，《列宁在十月》编成评剧就不如编成京剧。京剧舞台上出现了列宁，必然会有列宁夫人，那时响勺也就有了新节目。列宁夫人由谁唱？莫非还能找出第二个人？从前她演一次阿庆嫂再演也是个开茶馆的，柯湘则不过是位无名英雄。你描眉打鬓地在舞台上张牙舞爪，一卸妆你还是你自己。即使你再借此要挟罗大妈置办行头，过后你还得捅炉子、煮枣。演一次革命导师夫人那就非同一般了，司猗纹不懂运用自我感觉来形容自己，可真要演一回列宁夫人，她的自我感觉一定会变得十分十分良好。她听说前几年“北影”养着一位专演毛主席的演员，那演员出门汽车接送，在街上一露面群众就围起来喊“毛主席万岁”，后来那演员为了躲避这场面，出门时就戴一副大墨镜，把自己做一下遮挡。司猗纹想：演一回革命导师夫人，虽然别人不一定会认出你来喊“万岁”，可也必得戴一副大墨镜了。你自己先得将自己做一番遮掩，人有了一举两得的遮掩才最够味儿：这是掩护，也是常人不可有的装饰。眼下普通人谁敢戴副大墨镜？
司猗纹想得合理想得高兴，她决定从列宁登上戏曲舞台来和达先生探讨一番让列宁与夫人唱京剧的合理性。就好像一出《列宁在十月》已经摆在他们面前，目前是磋商关于重要唱段的设计。刚才她打心里贬他只懂他那杆胡琴，可真的探讨起京剧唱腔，她还得请教于达先生。
司猗纹又在达先生茶杯里加些水。水加进去，沉下去的茶叶泛上来，杯里的颜色比第一杯还浓重。达先生双手扶住茶杯，做了一个欠身状。司猗纹也为自己加进第二杯水。
“说实的，”司猗纹说，“刚才您说的列宁上台唱蹦蹦儿我倒没在意，我想了半天，列宁的戏应该用京剧演。您说哪？”她一边彻底否定着达先生信息的荒唐，一边又对达先生显出些敬意。
“哎！”达先生像大觉大悟一样扔掉牙签，双手一拍，“您说我怎么就没想出来。”
“您说江青同志为什么单拿京剧作样板？”司猗纹反问道。
“哎！”达先生又用“哎”来回答司猗纹的反问，这“哎”当然又是一个大觉大悟。达先生既已大觉大悟，就应该正面地全面地详尽地回答司猗纹的发问，然而他还是决定把正面、全面、详尽的回答让给司猗纹。
“您猜怎么着？”司猗纹说，“我琢磨过。您想，最适合表现革命英雄人物的就是京剧：行当全，生、旦、净、末、丑；唱腔多，要刚有刚，要柔有柔。要不江青同志为什么单拿京剧发展样板戏呢？”司猗纹抢先占了个正面、全面和详尽。
“哎。”达先生说，“要不人家江青同志自己说是毛主席的卫兵呢。”——达先生不能光“哎”。
“人那是自谦。”
“是自谦。”
“那您还张口评剧、闭口评剧的，说得我都犯困。”
“我仿佛听同院儿说的。”
“各有所好，先前天桥那几个小园子不是也没空过？”
“咳，连叫街的都有人听。”
“哎，所以列宁就应该由京剧演。”司猗纹也用了个“哎”煞住话题，端起茶杯。
达先生见司猗纹喝茶端杯，自己也端杯喝茶。司猗纹放下茶杯，达先生也把茶杯放下。
“我倒有个问题向您请教。”司猗纹说。
“看您说哪儿去。”达先生说。
“您说，这出戏的唱腔是大改合适还是小改合适？《红灯记》是小改，一唱就上口；《海港》《娘子军》就是大改。倒也不错，可仔细听，味儿差点。”
“依我看，列宁的戏，唱腔不宜大改，像列宁在办公室接待那个孤儿小孩……”
“娜达莎。”
“对，娜达莎。接待娜达莎之前那时刻，就得来段纯正的西皮原板，像《坐宫》杨四郎的‘我好比’那段。平稳、深沉，符合列宁那个时刻的心情。”
“照您说列宁也得打那么多比方：‘我好比笼中鸟，我好比浅水龙’……”
“那倒不必，我是打这么个比方。可他起码得唱出夺权之前那种……心中虽千头万绪，表面又镇定自若。哎，您听。”
达先生思忖片刻终于想出了列宁的两句唱词，他唱道：
“为起义，使得我昼夜难眠，
我作为革命的领头人难得合眼。
我好比……”
“您这不行，啊。”司猗纹打断他，“列宁不能自己先诉苦。”
“我这不才是个比方么。再说，当真要演唱词儿得专人编，最后还得江青同志点头。我这不刚是个比方么。”
“倒也是。”司猗纹说。她想她不能难为达先生什么都包，编唱词是专门学问，你当“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就那么好编？
“我一考虑就偏重唱腔设计。”达先生说，“您就说列宁和他的警卫员瓦西里那段戏，多好。瓦西里押粮回来，先面对列宁来段chuī腔。chuī腔悲壮偏重表达，正好瓦西里押粮回府，路上忍饥挨饿和敌人作战，先唱四句chuī腔。当唱到第四句和第五句之间，瓦西里突然昏倒，甩掉帽子来个“跄背”，接下去列宁见状悲切万分，先来句西皮倒板，胡琴来段长过门儿加几个花点，再用西皮原板结束。那时候，您就贝青等着听好吧。”
“得，光听您白话吧。”司猗纹不常用“白话”来形容达先生的白话。“白话”里显然有贬义，但达先生愿意听司猗纹说他白话。他觉得只有听司猗纹的“白话”，才证明他和司猗纹之间的jiāo流到了一定程度，那时达先生便可以更加放肆地白话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