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永达再一次和工头较量是在几天以后。那天，向搅拌机跟前拉运水泥的年轻人不小心让一袋子水泥掉在了地上，水泥袋子摔破了，水泥撒了出来。这时候工头来了，小伙子赶紧将破了的水泥袋子向架子车上抱，他一抱，牛皮纸袋子烂了，水泥全撒在了地上。那小伙子拍了拍身上的水泥，转身要去拉架子车，工头一脚踢过来，踢在小伙子的裤裆，小伙子怪叫一声，倒在了地上。小伙子的脸上身上沾满了水泥。祝永达一看，放下了拉沙子的架子车，走到工头跟前去，厉声说：“把他扶起来！”工头看看祝永达，没事儿一般，自顾自地走了，祝永达走过去，一只手卡在工头的后脖子上，对他说：“把你拿了个大？你把他扶起来。”工头说：“我不扶，看你能咋？”祝永达说：“你把他不扶起来，我就把你的头从脖子上拧下来。”工头一看祝永达那架势，说：“你松开手，我去扶。”祝永达的手就松开了，工头活动了一下脖颈，走过去将小伙子扶起来了。工头走后，祝永达对那小伙子说：“你年纪轻轻的，怕啥呢？他叫你gān活可以，他欺负你，你就不答应。”小伙子说：“他心黑得很，到月底扣工钱。”祝永达说：“他少给一个子儿也不行，你不要害怕。”
到了月底，祝永达去向工头要工钱，工头不给。工头说：“你gān了一个月就想要工钱？没那事。你问问他们，gān了半年了，给谁一分钱来？”祝永达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gān了活就要钱。”工头说：“没有钱。我们承包人家的工程，人家不给我们钱，我们拿啥给你们？”祝永达说：“那是你们的事，你不给钱，我就不叫你安然。”
祝永达到了工地，一把拉下了搅拌机上的闸刀，搅拌机立时停下了。他走在闸刀跟前，问工头给钱不给钱。工头说：“你再胡闹，我就叫人把你抓起来了。”祝永达说：“你去叫吧。你欠我们的工钱不给，有理，得是？你把我抓起来，我就先叫你脑袋搬家。”祝永达煽动民工：“你们不要gān了，gān了也是白gān，向他要钱，一天gān十个小时，一分钱也不给，我们不答应，我们也是人，老婆娃娃要吃饭。”那些民工都不吭声，有的垂下头去，目光避开了他；有的抱着工具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牛晓军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把闸合上，不要闹了，咱先gān活儿，不gān活儿哪搭来的钱？”接着，睡在他旁边的陇县民工也反对他，连被工头踢倒在地的年轻人也替工头说话：“不是人家不给咱钱，人家没钱给。”在搅拌机旁边gān活儿的民工一齐谴责他，叫他快合上闸刀gān活儿。祝永达一看，他反而成为众矢之的了。他是为了民工的权力而奋争，这一帮农民兄弟们齐声反对他，他的心凉了。不是工头把这些人当猴耍，是这些人甘愿被工头当猴耍，难怪人家拖欠了半年的工钱也不给。他就不知道这些农民为什么会这么害怕，真是生活把他们的骨头压弯了，锐气磨光了？他百般无奈合上了闸刀。祝永达哪里知道，不是民工们害怕，假如工头不叫他们gān活，他们就把饭碗砸了，他们担心的是没活儿可gān。
工头给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他离开这个工地不再捣乱，就给他工钱，他答应了。他不打算在这儿gān下去了，这样gān下去，gān上三年也休想得到一分钱。当天，他结算了自己的工资，背上铺盖，离开了建筑工地。
来到幸福路，祝永达一看，一家餐馆前围着好几十个人。他不知道人们在看什么景观，就放下铺盖，挤到里圈去了。原来是打人呢。打人的有三十多岁，个子不高，脸乌黑，留着巴掌大的平头，头发端竖着，看起来可能比三九天的冷风还硬。被打的那个人用棉衣蒙着头，看不清年龄，从他的喊叫声中听得出来是个年轻人。平头抡起一张凳子在年轻人的身上乱打，随着凳子的落下，年轻人号叫着在地上翻滚。年轻人的一双鞋早掉了，身上腿上满是泥土。平头将凳子举起来，咬着牙，狠狠地抡下去，圆形的凳面被打飞了。他提着凳子腿，抽打了两下，将凳子腿一扔，又抓起了另一张凳子。祝永达看时，只见旁边已有三张掉了腿的凳子。他猜测，这三张凳子是平头打人打坏的。
祝永达问旁边的一个戴眼镜的人是咋回事。眼镜缩头缩脑的没有回答。他又问一个中年女人，中年女人说，娃是端盘子的，把菜汤撒到了客人身上，huáng了老板的生意，老板就打他。祝永达回头看时，围观的人有的神情漠然，有的噤若寒蝉，有的咂嘴叹息，凳子和人的肉体相触发生的响声比huáng连还苦。年轻人由号叫而呻唤，那呻唤声随着击打越来越微弱了。年轻人蜷缩在地上，毫无款式的样子好像一团破棉絮。
祝永达站也站不住了，他紧握住拳头浑身在发颤。他回头看了一眼，看了看仿佛是在看景致的人们，心里发痛。就在平头将凳子高高地抡起来，准备向年轻人用棉袄蒙住的头上打下去的时候，他两步跨上前去，果断地一把攥住了平头的手腕。祝永达仿佛能感觉到，他身后的几十双目光秋雨一般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听见的是人们长长短短的出气声。平头睁大眼迅疾地打量了祝永达一眼。祝永达的目光像钉子一样硬，他还了平头愤怒的一眼。他用威严正直的目光将平头死死地顶住了。平头一声也没吭，丢下了凳子，拍拍手，进了餐馆。围观的人还没有散，他们向躺在地上的年轻人跟前走了走，指指点点，表示愤懑或同情。祝永达这才听见有人说，咋能打人呢？把娃怕是打坏了？在头上打一板凳，娃就没命了。
祝永达已不敢再多看那年轻人一眼了，他走出人群时才发觉，他的被子被人拎走了。
离开幸福路，祝永达不知道该去哪里。刚才那一幕，怎么也不能从眼前抹去。他毫无章法地向前走，走到一个站牌旁边，他坐在了一张石凳子上，他呆呆地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过往的车辆。
不知坐了多长时间，他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上了车，他问售票员，这车去哪搭？售票员用毫无色彩的声调说，火葬场。祝永达一听，只坐了一站，就下车了。
下了车，他不再走正街，而是钻进了一条巷子。刚进去，就看见一个小门前，围着一堆人。他不愿再目睹令他伤痛的事，想避开那一堆人。可是，东西两边都没有通道，他无路可走，只得硬着头皮向前走。走到跟前，他一看，小门的左边挂着“西水市信访局”的牌子，门两边站着十几个人，一看那模样，就知道是庄稼人。有两个庄稼人蹲在一堵墙下正在啃gān馍馍，他们的脸色晦暗，神情恍惚不安，衣服破破烂烂，嘴角沾着馍花，咽馍时，喉结鼓得厉害。祝永达本来想快步从那儿过去。一个要饭吃的娃娃抓住他的衣角不放。他掏出了一块钱，给了那个约莫七八岁的小男娃。这时候，他被一个女人的哭声牵住了，女人的哭声比牙齿还短，但像刀子一样钻心，仿佛人的胸口被什么东西压住而发出的喘息。祝永达知道，只有三伏天套在犁上的牛才嘴吐白沫伸长舌头这么困难地喘息。他不可能充耳不闻。他一看，哭泣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站在她旁边的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姑娘拉住女人的衣角细细地抽泣。祝永达走上前去问是咋回事？一个中年男人回过头来瞪了他一眼，目光里的意思是：问啥问？你是看热闹？还是能解决问题？他不死心，又去问旁边的另一个中年女人，那女人小声告诉他：那个姑娘给人家打了一年工，工钱老板没给一分，还把女孩儿给睡了。女孩儿有了身孕去找老板要钱，被老板赶了出来。女孩儿的母亲陪她来告状。母女俩告了一个月，也没顶啥。祝永达听罢正在愤愤不平，信访局门前的十几个人突然吵起来了，祝永达走到跟前去一听，原来是告状的和告状的吵起来了。按信访局规定，一天只接待十个上访者，叫号接待。上访的人按到来的迟早排队，排在前边的领上了号，排在后边的人领不上号，只能等到第二天再排再领。有些人排了三天队，连信访局的门也进不去。这些告状的是为领号儿吵起来的。他们互相指责插了队。在这支告状的队伍中，有状告村委会主任欺负老百姓的，有状告派出所的gān警打了人的，也有状告老板不开工资的。他们用粗话相互对骂，指责不排队领上了号儿的人。他们谁也不愿意想一想，为什么只发十个号，不发二十个，三十个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告状的？他们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信访局了，信访局能给他们解决多少问题呢？
祝永达没有久站，他从原路退回去了。
祝永达是半夜里被人从租住的房间里喊起来的。他被连推带拽地弄上了一辆车，车厢里还塞着几个人，那几个人都默不作声。大约走了有半个小时，他们被喊下了车。进了一间灯光昏暗散发着臭气的房间之后他才知道，他被收容了。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塞进了几十个人，人们无法入睡，只能坐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垂着头抱着膀子。祝永达一看，他旁边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冻得瑟瑟发抖，他将自己的夹克脱下来叫老汉披上，老汉不要。听口音，他是甘肃人，他说他到过收容站几次了，老汉告诉他，这一次进来，没有挨打，就算很幸运了。坐了半夜，祝永达一眼也没合，第二天早晨，房间里的人一个一个被叫出去了。喊祝永达的是一个满脸粉刺个子瘦高的年轻人，他被喊进了一间办公室。审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