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兹提到观察xué鸟、猩猩、狒狒时，除了阶级，还有一个老年者的经验和权威受到模仿与尊敬的现实。于是，情况是“生存领域以每个个体都能存活下去的方式被划分着：最好的父亲和最好的母亲被选出来以利后代；群体组织里有少数智者、元老们拥有权威，为群体利益做决定，并实行那些决定”。
我们也许意会到人类社会的一些现象，除了生存空间不易和最好的爸爸与妈妈在哪里。不过劳伦兹开始谈到仪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赫胥黎(SirJulianHuxley)博士正热衷于他的先锋研究——有关一种鸟的求爱行为。他发现某些动作形式在进化的过程中消失了原来的功能，变成了纯粹象征的仪式。他称此为仪式化，而且不加引号。换言之，他将引导人类仪式发展的文化过程与引起动物仪式化的进化过程同等看待”。
劳伦兹列举了漫长的观察来的动物行为之后写道，动物“知识的传递只限于简单的事物，如通道的寻找、食物和敌人的辨认以及鼠的特殊知识——毒药的危险。思想的jiāo换和仪式则无法由传统传递。换句话说，动物没有文化。
“动物有一个简单的传统，它和人类最高级的文化传统相同——就是习性。……一个令我难忘的经验使我弄清了习性如何使不同的过程——例如鹅的行走习惯，和人类发展的神圣仪式——有相同的基本作用。”劳伦兹接下去详细叙述了那个著名的观察结果，他观察到的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一只小灰雁上楼到他卧室的过程。“…小孩子都很固执地遵行习惯性的动作，假如说故事的人将故事说得稍稍偏离了，他们会十分不满而沮丧。甚至受过教育的成年人，习惯一旦固定了之后，其力量就大于我们所能想象的。……我的描述将会使人类学家想起很多原始种族的魔术和法术，直至今天还存在于文明人之间……
“人类知道自己的习惯和形成纯属偶然，也知道打破习惯不见得就有危险，但仍有不可抗拒的焦虑迫使他遵守习惯……”
在美国的深夜，我常常看到空寂的jiāo叉路口一个方向亮着红灯，一辆私人汽车等在路口。五分钟之内，横向没有一辆车驶过。之后，绿灯亮了，等待的车急急地向前驶去。深夜，没有警察，更没有其它的车辆，为什么她或他不“聪明”地就过去了?习惯，将法规变为习惯，能很容易地在任何时候都安全。同理，学雷锋如果是习惯，比过脑子想会容易得多。
上海——当然别的城市也是这样，只不过我在上海也开车，所以有描述的资格——就不是这样，每辆车都习惯抢行，因为人们在生活当中的习惯就是斤斤计较，占到一点便宜几乎与尊严等价。这也难怪，因为生活总是不太容易，因此你如果在驾驶上改掉占便宜的习惯，你在谋生上就有麻烦了。上海人说得好，“到屋里老婆就骂你，回家快了五分钟，赶回去找骂?”
“当人类不再由己身获得习惯，而是经由文化的传递，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特征就出现了。第一，他不再知道特殊行为的起因。第二，令人尊敬的法律制定者，因为年代久远，好像存在于神话中，他们也被神话了，于是他们的法律似乎是神的昭示，触犯者便有罪。”
我觉得上段引文中的“法律”，如果换成“禁忌”，更好理解，文化的传统，有仪式化的特征，“‘模仿夸张’(mimicexaggeration)可以导致仪式。事实上仪式十分类似象征事物，仪式也产生夸张的影响，这也是赫胥黎在观察大冠鸭时感到吃惊的事。……不用怀疑，人类的艺术主要也是在仪式中发展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自主性只是文化过程中的第二步。”
哈，我终于找到一九八七年时我以为记得的这句话，原来劳伦兹并不是说艺术起源于仪式，而是说艺术在仪式中发展。
一九九七年九月台北万芳社区
攻击与人性之二
“常识与通识”这个栏目持续一年了。去年的开始题目，是《爱情与化学》，记得曾有人私下对我表示不以为然，也有人表示原来是这样的。
这多少都显示出常识的重要。记得文革的时候看过一本书，末尾几页已经磨损，封面有各种食品的痕迹，书名是《汤姆·潘恩》。这个潘恩写过一本书叫《常识》，他在书中说，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独立这些概念，是常识，他要将这些常识传播出去。潘恩后来到了美国，出版了《常识》。传中说，美国的独立战争中，许多人随身的行囊里，都有这本《常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单说，就是失去常识能力的闹剧。也因此我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悲剧性，悲剧早就发生过了。“反右”、“大跃进”已经是失去常识的持续期，是“指鹿为马”，是“何不食肉糜”的当代版，“何不大炼钢，何不多产粮”。
在权力面前，说出常识有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危险，但是，我的父辈们确实有人隐瞒常识。他们到学校里来做报告，说以前被地主剥削压迫，所以参加了革命。如果明白被剥削，一定明白一亩地可产多少粮食这种常识吧?一定明白亩产万斤超出常识太多吧?
我在的小学，大炼钢铁时也炼出过一块黑疙瘩，校长亲自宣布它是“钢”。当时我没有关于钢的常识，当然认为它就是“钢”。后来有一门课叫“常识”，是我最感兴趣的。我最感兴趣的永远是常识。
在常识面前，不要欺骗孩子。在丧失常识的时代，救救孩子就是教给他们什么是常识。当年的中学红卫兵现在看来就是没有常识的孩子，当年他们抄家、打死人时的理由，现在则成了他们的经济生活常识。若现在去抄他们的家，他们若说“凭什么”，你就可以知道，常识回来许多了。
八十年代初，北京街头的大标语，号召人们说“请”，说“对不起”，说“谢谢”，可见八十年代初还是彻底没有常识。我家附近的一个有名的饭馆里，很有决心地贴着“本店不打骂顾客”这种服务公约，倒也点出了常识的程度。
从前有个人到铁匠铺子里去学打铁。师傅说，好好儿gān，师傅会告诉你打铁这一行的秘诀的。徒弟于是很听话、很卖力气，盼望着有一天师傅讲出秘决。可是师傅一直不讲，徒弟就有点儿着急，直到有一天师傅要死了。
徒弟就说，“师傅您不是说要告诉我打铁的秘诀吗?您看已经到了这种日子口儿了……”
师傅说，“是啊，你过来，”徒弟靠过去，师傅说，“热铁别摸。”
巴金先生说过要建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博物馆，里面如果能处处标示出常识是什么，我相信效果会很qiáng烈，因为闹剧是最经不起常识检验的。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剥去意识形态，剥去理论，剥去口号，是再清楚不过的同种攻击，将意识形态，理论，口号覆盖上去，只是为了更刺激同种攻击，或者说，是为了解除对攻击本能的束缚。我在上一期介绍过康拉德·劳伦兹的《攻击与人性》的前半部，劳伦兹论证了“同种攻击”是动物本能，其他的生物科学家证实中枢神经在反应前并不需要等待刺激——就像电铃要按开关才响——相反，中枢神经自己就可以产生刺激。这也就深化了达尔文所说的竞争和竞争所引起的进化，存在于近亲之间。这之前，达尔文的“生存竞争”(thestrugleexistence)常常被误解为不同种类间的竞争。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家在非洲丛林中屡次观察到雌黑猩猩有食子的行为，并且拍摄下来，但是恐怕播映出来刺激文明人类，长时间内隐而不发。最近播放了，反应qiáng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