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与通识_阿城【完结】(23)

2019-03-10  作者|标签:阿城



李白他们的古代,一般人,尤其文人,是不喝我们现在这种白酒,也称为“臭酒”的。“臭酒”是两次以上蒸馏,消耗粮食的量很大,多是河工,也就是huáng河防洪的服徭役者喝,或苦力喝,再有就是土匪,一是抵寒,二是消乏,三是壮胆。我们现在社会上流行喝臭酒,是清末至民初军阀时期兴起来的,说实在,酒品很低,虽然广告做得铺天盖地。

李白若喝臭酒,什么诗也做不出来,只有昏醉。张旭的酒后狂草,也是低度果酒的成果。武松喝的那过不了岗的三碗,是米酒类,稍烈一点,但危险一来,要能做汗出了,才好打虎。

洋人的情况差不多。所谓酒神jīng神,是饮果酒,也就是葡萄酒后的jīng神。伏特加算最烈的了,离二锅头还差着一截,我去俄国、丹麦、瑞典,见他们常喝。寒带人多数人有忧郁症,这与阳光少有关,尤其长达半年的白夜,真是会令人忧郁至极,酒可以麻醉忧郁。到他们的地区,看他们的画,读他们的诗,小说,听他们的音乐,都是符合的,不符合的,反而是异国色彩。

我的一些朋友,有忧郁症的,模仿起寒带艺术来真地是像,说模仿不对,是投契。没有忧郁症的,就是模仿了,东西总是有点做作。前些年美术圈兴过一阵“怀斯”风,几年下来,我们看在眼里,心下明白谁是投契,谁是投机。怀斯,是有忧郁症的,忧郁得很老实,并老老实实地画自己的忧郁。美国有不少患忧郁症的人,极端的会自杀。医生有时不给他们开药,只是说,到热带去度个假吧。忧郁症是因为起神经传导作用的去甲肾上腺素降低,吃些三环类的药就好了,只不过药效过后容易再犯,变成对药物产生依赖,于是容易更忧郁,所以还是度假的好。从报道上看,写《哥德巴赫猜想》的诗人徐迟的自杀,应该是患有严重的忧郁症。

病症影响情绪,这是每个人都有体会的,不要说癌症了,就是一个伤风鼻子不通,也会使一些人痛感生活之无趣。欧洲艺术史上有所谓làng漫主义时期,察检下来,与彼时的肺结核病有关。

结核病的症状是午后低烧,苍白的脸颊上有低烧的红晕,眼球因为低烧而眼压增大,角膜也就绷紧发亮,情绪既低沉忧郁又亢奋,频咳。在没有电灯的时代,烛光使这样一副病容闪烁出异样的色彩,自有迷人处。萧三是这样的艺术家的代表人物。那时肺结核可说是一种时髦病,得了是又幸又不幸。

我国在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里,肺结核的男女主角一个又一个,这股风气由欧洲传来,林琴南译的《茶花女》,风靡读书人,于是读书人做小说下笔也就肺结核起来。当时的读书人,觉得肺结核有时代感,健健康康的,成什么样子?其实中国小说早有一个肺结核的人物,就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那时还没有肺结核这个词,结核病统称“痨病”,但曹雪芹写林黛玉的症状很细,包括情绪症状,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林黛玉是结核美人。

现在具有现代感的病是什么,前些年是癌症,由日本传来,弄得华语地区的电视连续剧,一集一集的总会拍到医院病房去,鲜花和闪电中,最后的隐情。其实最现代的是爱滋病,但是小说家编剧人好像还没拿捏好,嫌它有乱jiāo的麻烦,再说吧。

治疗肺结核病后来变得很简单,现在这种病几乎不再发生了。很巧,这时làng漫主义也结束了。

我这么讲可能很不厚道,可是当时作家好像也不厚道,无病不成书。如果以病症为常识,来判断艺术的流派或个人的风格,其实是可以解魅和有更踏实的理解的。

电影《莫札特传》对莫札特的葬礼有一个暗示,就是丧葬工人泼洒了几锹石灰到尸袋上。莫札特的音乐清朗澄明,不像病人所为,但说他被缠于债务,贫病jiāo加,什么病呢?莫札特难道是用音乐超拔自己的困境,包括病?贝多芬则是先天性梅毒,导致盛年耳聋,而且梅毒引发狂躁与沮丧,当时还没有发明盘尼西林这种特效药,梅毒无疑就成了贝多芬不可抗拒的命运,例如他几次的恋爱都不可能结果为婚姻。我们知道了这一层,对他晚年的作品,例如弦乐四重奏,无疑听得出来剧痛与暂时缓解的jiāo替,惊心动魄。我们知道,贝多芬拒绝用药,是他执著那些jiāo替可以转换成音乐状态吗?舒曼不幸也是先天性梅毒,最后导致jīng神分裂,我们听他的晚期的作品,例如钢琴五重奏,明显的失误,无与伦比的魅力,同时在一起。

鲁迅患有肺结核,这也是他的死因。我们讲过了肺结核引起的情绪症状,“一个也不宽恕”的绝决,《野草》中的绝望,就多了一层原因。他晚年的文章几乎都很短,应该与体力有关。

这并非说艺术由疾病造成,而是文思的情绪,经由疾病这个扩大器,使我们听到看到的有了很难望其项背的魅力。当然,也有人装疯卖傻,哄抬自己,一谈到价钱,疯还是疯,但是一点也不傻。只可怜不明就里者,学得很累,钱呢,花得很冤枉。跟着感觉走,不知道会走成什么样。

所以我们不妨来谈谈感觉或者情感。

你们肯定猜到我又要来谈常识了。不错,不谈常识淡什么?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是将复杂解为简单。当然,最简单的事也就是将明明简单的事搞得很复杂,我们可以从民生的角度原谅长篇大论的一点是,字多稿酬也就多了。

法国有个聪明人福科,好像是他讲的,“知识也是一种权力。”对中国人来说,我们不需旁征博引,只要略想想科举时代的读书,就明白了。“书中自有huáng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还可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之,可有的多了。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常识也是一种知识,只是这种知识最能解构权力。五四时代讲的科学,现在看来都是常识,却能持续瓦解旧专制。过了半个世纪,有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一句有关常识的话,因为之前,实在是一点常识都没有了。

不过常识这个东西也有它的陷阱。常识是我们常说的智商的基础,智商这个词我们知道是由IQ翻译而来。我们还有一个由日文汉字形词而来的“知识”,当年曾用过“智识”。我觉得还是“智识”好,因为“智”和“识”是同类的,“知”,如果是“格物致知”的那个知还好,否则只是“知道”。

八十年代初兴过一阵智力竞赛,类似“秦始皇是哪一年统一中国的”这种题铺天盖地,有些单位举办这种竞赛,甚至影响到职工福利的分配。但这是“知道竞赛”,我不知道的,你告诉我,我就知道了,很简单的事。智力是什么?是对关系的判断。你告诉我秦始皇是怎么一回事,中国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况,问“秦始皇会怎样做?”这才是智力所在。中国有个说法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了了是五岁识得一千字,大未必佳是上大学了还不会洗脚。我在台湾听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先生讲,如果在家里没有做过家务,例如洗碗,成绩再好,我也不收他做化学博土研究生。

IQ是IntelligenceQuotient的缩写,它在西方行之有年,传到中国,也用来测之有年。不过,这个IQ是大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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