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传言，枪手是宋家掌柜花了十块大洋雇的。据说枪手回来以后，还遭了宋家掌柜的埋怨：桑柳趟子离路那么近，怎么还瞄不准？于是又收回五块大洋。不过一枪打伤也算不错，宋家掌柜还是安静了一阵子。三姥爷在家养了三个月伤，三个月宋家断案，没有人再提溜粪叉在土庙前转悠。
三个月后，三姥爷的枪伤痊愈，又开始在大街上走动。不过村人们没敢问他的枪伤，都是说：
“三爷出来了？”又纷纷躲在家吃饭。
不过三姥爷伤好以后，安分守己许多，不再提溜着粪叉到上庙前走动，就蹲在家门口晒太阳，一天一天的不动。大家以为三姥爷老实了，大局已定了，又纷纷端出了饭碗，见宋家掌柜又让饭打招呼。谁知一个月后，才知道三姥爷悄悄将他十五岁的儿子（即孬舅），送到一个土匪门下磕头当了gān儿。这个土匪叫李小孩，组织了一个游击队，下分长枪队和短枪队。他这支队伍一般不骚扰民众，但遇到不顺心时候，也六亲不认。他地盘划得很明确，方圆五十里，算他的治下，别的土匪来了他打土匪，日本来了他打日本，中央军来了他打中央军，八路军来了他打八路军。人不来他也不打。他抓人不优待俘虏，一律活埋：挖一个与人身高矮胖瘦相同的深坑，头冲下往里一放，也不埋土，拍拍屁股就走了。孬舅在那给李小孩当勤务兵。勤务兵当了有仁月，回来了，身背盒子pào，后面带几个背长枪的人。这天宋家掌柜正在村西土庙里问案，刚吃罢热饼，双手托着头在听双方陈述。忽然看见孬舅和几个人背着枪远远走来，知道事情不妙，顾不上再问案儿，站起就要跑。但已经来不及了，刚绕过土庙，就被孬舅撵上捉住了。光天化日下，宋家掌柜被剥了衣服，赤条条反绑着，押到了村后土岗上。宋家掌柜虽有几个弟兄，但见了李小孩的队伍，磕头捣蒜还来不及，哪里敢吱声？
就这样，村后土岗上，三姥爷托胳膊在那坐着，宋家掌柜在一边跪着，李小孩的几个人在谈笑抽烟，小路保丁在挖坑。坑挖好，三姥爷说：
“保长，请吧。”
宋家掌柜一开始还充硬汉，对小路保丁说：“坑挖深一点，免得窝着。”现在真见了深坑，屁股窜了稀，跪着挪到三姥爷面前说：
“老三，饶了我吧，我不该当这个保长！”
三姥爷说：“怎么不该当，当吧，这不当得好好的。”
宋家掌柜说：“我不该当这个保长，放了我吧。”
三姥爷慡快地说：“小孬，给保长松绑！”
孬舅上前给宋家掌柜解了绳子。宋家掌柜在地上又磕了个头，爬起来就走。这时三姥爷从孬舅手中拿过枪，对准来家掌柜的光身子就放，可惜他没使过枪，一枪打去，没有打中，打得宋家掌柜屁股后冒烟。宋家掌柜一听枪声，飞也似地跑，眼看要钻进一片桑柳趟子里，三姥爷着急地拍大腿：“完了，完了。”
这时旁边“砰”地响了一枪，宋家掌柜应声栽倒。三姥爷扭头，枪手们仍在谈笑抽烟，竟弄不清枪到底是谁放的。三姥爷抹抹一头的汗，跑上去看宋家掌柜的身子。宋家掌柜还弓着身子在那里倒气。三姥爷说：
“保长，活不过来了！”
宋家掌柜想了想，是活不过来了，又倒了一口气，撅着屁股死去。
这公开杀人的案子，被宋家掌柜的兄弟告到了乡长周乡绅那里。周乡绅一听光天化日下杀了保长，十分恼火，立马要办三姥爷。但后来一打听，三姥爷他小儿在李小孩队伍里当勤务兵，马上泄了气，偃旗息鼓，不再提此事。村里人吃饭又闭了门。
三天以后，三姥爷推了两石芝麻，来到周乡绅家，说：
“大爷，村里没了保长。”
周乡绅连连摆手：“芝麻推回去，芝麻推回去，你那个申村，实在是一群乌合之众。几十年了，还不服教化。算了，算了，这个村不设保长，让它乱吧，看它到底能乱到哪里去！”
自此以后，申村不再设保长，只留一个小路保丁负责收田赋。村里没了头人，村中秩序马上大乱。井不封了，高粱不罚了，猪狗不再染头，一切都乱了。民众们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到处成了孤老、破鞋、盗贼与响马的世界。恰巧又飞来一阵蝗虫，遮天蔽日的，将庄稼吃光，又来吃人。三姥爷也在这一年被蝗虫吃了。
第三章
解放军来了。解放了。乡里周乡绅被拉出去枪毙了。申村村里开始划成份。宋家成了地主。宋家掌柜虽然死了，但还留下子孙和兄弟。我姥娘家一辈子刮盐土卖盐为生，划成了贫农。虽然祖上当过一段伪村长，但当时断案清楚，民愤也不大。何况地主伪保长宋家掌柜是我三姥爷打死的。这时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虽当过一段土匪，在李小孩身边当勤务兵，但解放军一来，李小孩就被打死了，孬舅与一gān人投了降，于是成了解放军。当了两年解放军，复员回乡，又和其他人一样在村里行走。
这时村里的头人改叫支书，是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孙姓汉子。他低矮，狮子头，头发与眉毛接着，但支书当的时间并不短，一口气当了十六年。我八岁那年，有幸与这位支书一块到十里之外一个村庄吊过丧。死者与申、孙两家都有些拐弯亲戚，于是搭伴同行。他担了一个大挑子，里面装十几个黑碗，黑碗里有些杂菜；我担一个小挑子，里面就二三十个馒头。记得那天刚下过雨，路很湿润，和老孙一前一后，走得挺有意思。老孙这人没有架子，路上问我：
“咱们到那哭不哭？”
我说：“人家人都死了，怎么不哭？”
他说：“就是怕到那一见阵仗，哭不出来。”
后来到了棺材前，见死者闭眼闭嘴的，躺在一条月蓝被子上，我哭了，老孙也哭了。哭后，上坟，吃饭，我和老孙就回来了。我对这次吊丧比较满意。因为我们哭的时候，旁边执事一声长喊：
“申村的俩客奠啦——”
威风凛凛，所有的孝子都白花花伏了一地跟我们哭。但听说老孙对这次吊丧有些不满意，对旁人说：
“菜做得太不像话，肉皮上还有几根猪毛！”
老孙是我舅舅那辈才从外地迁来的，解放前一家子要饭为生。据说，他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申村的头人。可巧土改工作队下乡，一个姓章的工作员派到他家吃饭。吃饭也吃不到哪儿去，要饭的人家，无非是红薯轱辘蘸盐水。蘸盐水吃罢轱辘，章工作员启发他积极斗地主，后来就发展他入党。虽然在分东西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但经批评教育又送了回去，于是开会，章工作员选他当了支书。他当时还哭丧着脸向章工作员摊手：
“工作员，我就会要饭，可没当过支书！”
章工作员还批评他：“你没当过支书，你们村谁当过支书？正是因为要饭，才让你当支书；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大家才不要饭！”
就这样，老孙成了支书，开始领着三百多口子人gān这gān那，开始领着大家进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见他，一开始喊“老孙”，后来喊“支书”。老孙一开始听人喊“支书”，身上还有些不自在，渐渐就习惯了，任人喊。不过老孙以前要饭要惯了，当支书以后，仍改不了游击习气。他一当支书，村里不能开会，一开会，他头天晚上就睡不着，围着村子转圈，像得了夜游症。共产党会又多，弄得老孙挺苦，整夜整夜地不睡，两眼挂满了血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