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合忍耶稍事养息之后，曾由西府夫人策划并实施过一项营救的行动。西府夫人乘一辆骡车进城，让一名教徒去温家带他。可是当马进城走到骡车前，一见是她，转身就走，营救就此落空。为了在暗中保护照顾他，哲合忍耶在温家附近开了一个小店铺，每见马进城进店，便把一迭钱放在案子上，他有时全部拿走，有时只取几枚。过了几年，他不再来了，人们便知道他死了。这是光绪十五年，马进城25岁。是一代受rǔ受难的教主，张承志写道：“由于有了他，哲合忍耶便不仅有了血而且有了泪。”他还写道：“由于他的悲剧故事，哲合忍耶终于完成了牺牲和受难两大功课。”这就是在他死后追认的教主马进城对哲合忍耶的贡献与作为。人们至今没有忘记他默默承受苦难的日月。
如今，每年都有从各处山沟走出来的哲合忍耶回民，走进开封，当年的汴梁城，在人声鼎沸的公园里，找一个地方，跪下，脱了鞋，点香，致礼，诵经悼念，然后，摘掉头上的六角白帽走进人群。
哲合忍耶是在第七代教主马元章，即沙沟太爷的光yīn里步入了近代史。在同治年间的起义中，云南东沟出了一个叛徒，名叫马现，率领清军灭了大东沟。东沟寨子里有一条7里长的地道，一位回民将领便由此实施了逃离的计划。马元章就是在此逃离的行动中，换了汉族装束，率领亲从们成功地逃出的一例。从此教内便有了著名的故事：“十八鸟儿出云南。”十八是指当时马元章正是18岁。出了云南，再出四川，最后进人张家川谷地，开始了复教的大业。在汴梁开店保护马进城的，也是他，他一共守了13年。同时，他还主持营救马化龙家族的另一名男孩马进西，在流放途中，打死解差，背着孩子穿过青纱帐，渡过huáng河，最终在杭州藏身。就这样，马元章以张家川一隅为根据地，悄无声息地在一切哲合忍耶旧地展开了秘密的复教活动。他壮大了势力，以他的权威，将这个见惯鲜血的被迫害教派劝导走上和平的宗教道路，使之发展到了它的全盛。它谨慎地对待外界，虔诚于苏菲功课，严格教派组织，与官府达成默契礼让，双方放弃bào力。此时马元章在张家川道堂，可说广jiāo三教九流，迎送八方来客。而在这盛世的顶点，便是震惊西北的“沙沟太爷进兰州”。在一篇教文《进兰州》里，描绘了这个壮丽场面：“官员百姓上万人，众人踏起的尘土遮盖了太阳的光辉。”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门中的微妙的矛盾。
张承志在以极大的热情写下马元章的业绩和哲合忍耶的盛况时，他并没有忘记对马元章向官府的妥协作一点辩解，他写道：“哲合忍耶可以放弃bào力但决不放弃自己对于官府的异端感”，他也没有忘记在这民国初年的政府，也许是将哲合忍耶作为反清的盟友而接纳了他们。
但他还是qiáng调：“这里确实含有不可思议的神秘。”于是，不管怎么样，张承志是不能放弃进兰州这个宏大的场面，它使张承志的心灵世界有了最高点，用他的语言说，就是“上限”的景观和完成。一句话：“人道，就这样顽qiáng地活下来了。”现在，我想我可以回答先前的那个问题，就是这一部彻头彻尾叙述教史的书为什么不是历史，而是小说。我的理由有这样几条：第一，是因为作者处理历史这一堆材料的特殊的方法论。如张承志自己坦言的：“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所以，他又接着说：“我首先用5年时间，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和西海固贫农在宗教上毫无两样的多斯达尼。”他认为这是历史学的前提，并且qiáng调这在学院里是不被认可的，从而，确立了他反学院的立场。他提出，真正的历史学，“它与感情相近，与理性相远”。他qiáng调对待历史应以感性的，个人的，心灵的方式，他甚而更进一步否认“历史学”这门学科，说：“回民们在打依尔上，在拱北上，一次又一次地纠正着我，使我不至于在为他们书写时，把宗教降低成史学。”我们也已经看到，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正是这样言行一致地，将他情感的方式贯彻到底。
第二，是他极其个人化的价值观。讲述完这七门教主的历史，我们大约可以基本了解张承志的这个心灵世界的内容，那就是对牺牲的崇尚，对孤独的崇尚，对放逐世俗人群之外的自豪，以摒弃物质享受、追求心灵自由为自豪、为光荣……这使他选择了被称为“血脖子教”的哲合忍耶为他小说的故事。并且，使他醉心的场面都是牺牲。他将哲合忍耶的魂定为“悲观主义”，他还将哲合忍耶的信仰的真理定为“束海达依”，就是“殉教之路”。哲合忍耶的被弹压，被排斥，所占弱势位置都是被赋予qiáng烈的jīng神价值。“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是为其最肯定，扩张，发扬的情状。他在哲合忍耶的历史上寄托了他纯jīng神化的价值观，完全无视无论历史也好，宗教也好，其存在的现实内容，他说：“几十万哲合忍耶的多斯达尼从未怀疑自己的魅力，他们对一个自称是进步了的世界说：你有一种就像对自己血统一样的感情吗？”《灵史》所以是小说的最后一条理由是由叙事者——“我”的存在而决定的，我宁可将“我”看作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这个“我”，不仅讲述了哲合忍耶的故事，还讲述了他讲故事的情景。他虽然笔墨不多，但却没有间断刻划描绘“我”。他描绘“我”是“久居信仰的边疆——北京城里的我”；“我偏僻地远在北京”，等等，都是将“我”描写成一个边缘人，然后如何走入信仰的中心——哲合忍耶。
这就是在关于哲合忍耶的全部叙述之后的叙述，也就是“心灵史”所以命名的由来。
现在，我想我已经说明了我的理由。那么，大约我们也可以了解，《心灵史》的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怎么的一种关系，我以为是一个较为单纯的关关系。哲合忍耶几乎原封不动地成为创作者的建筑材料，而终因创作者的主观性而远离现实，成为一个非实在的存在。
我所说的“非实在”里绝对没有贬意，如同以前说过的，它是心灵世界的特质。
第四讲 《九月寓言》
今天讲《九月寓言》，作者是张炜。这是个寓言性质的故事，形式上接近童话。但这个童话世界和我们的现实世界不是直接对应象征的，它是另外一个世界，完全独立的一个特定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
再复杂的东西其实也是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现，《九月寓言》实际上是一个跑和停的故事。它发生在一个村庄，名为“小村”。小村是从很远的地方迁徙过来的，不是那种土生土长、有着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历史的村落，这是一个外来户组成的村庄。小村的居民被周围的人歧视。周围的人给他们起了个名叫“廷鲅”。书中注解说这是一种剧毒的海鱼。所有的人都“廷鲅廷鲅”地这么叫他们，显然是一种蔑称。
我怀疑这是“停吧”的谐音。因为这是一本寓言，张炜特别标明了它是《九月寓言》。我为什么把《心灵史》和《九月寓言》作为我开始讲的两篇？因为它们都给我证明我想法的一种方便。它们具有一种简单化的形式。《心灵史》的简单在于它使用的是现实世界原封不动的材料；《九月寓言》的简单则在于它具有着神话的外形，显示着“好小说就是好神话”的定义。就是说，假如我们称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为此岸和彼岸，那么它们在这两岸中总有一岸是呈现原始状态，这使我们在初步进人时可轻松简便一些。好，话再说回来。“廷鲅”我认为是“停吧”的谐音，它表明了小村是一群外来人奔跑过来以后停留的状态。我们再来看看小村的生存环境。小村是在平原上，有着一望无际的红薯地，小村的人就是靠红薯来维持他们的生命，一代又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