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的故事_王安忆【完结】(3)

2019-03-10  作者|标签:王安忆



但是,当我认识叔叔之后,才知道他做右派时,去的并不是青海,而是遣返回乡,到了苏北地区的一个小镇的学校里。开头的几年是做校工,看门、打铃、扫院子、起茅厕、种学校后面的几亩菜地,还喂了一口肥猪。后来摘了帽子,便开始教书。在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时候,那些去青海的故事是极易产生并流传的。而所以会有那则出神入化的俄罗斯童话,大约是因为叔叔那一代人是在苏俄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三套马车”永远是他们审美的背景。假如要编一个叔叔的夜晚,大风雪是少不了的,驿道是少不了的,如再要讲一个童话,那就只能是鹰和乌鸦的童话了。

叔叔当年所在的小镇与我后来插队的农村地理上属于一个区域,行政上却跨了两个省份。我们的麦地连着他们的麦地,当他们的孩子入侵到我们湖里割猪草时,我们常常笑话他们有些字的发音,比如将“鞋子”说成“孩子”。当一个女孩丢了她的鞋子时,她便大叫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这样的趣事一个后晌便传遍了我们的村庄。我们和他们还因为争夺土地发生械斗。我是后来才知道叔叔所在的小镇就在我们邻近的地区,这就给我今天讲故事提供了揣测的依据。

我想,当叔叔来到那小镇不久,一场大饥荒便席卷了中国的大地。在我们村庄里,关于这场饥饿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并且将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人饿死了,又有一些人撑死了。这些撑死的人是在长期的饥饿之后忽然得到吃的,便bào食而死。这些吃的都是偷窃而来,或是仓库里留存的来年的种子,或是地里半熟的果实,假如被守仓库或看青的入逮住,便会挨打并游乡。撑死比饿死更加悲惨,他们大张着两眼,浑身抽搐,叫着:“渴啊!渴啊!”但这时候可万万不能给他喝水。开始时并不知道,只当喝水就能救他,不想喝了水便死。后来就不给水喝了,可不喝水也还是死。那时候,我是城市里一个六岁的孩子。我记得我们城市流传着抢劫的可怕传说。于是我们便不在街上吃东西,而是带回家来吃。回家的道路总是路远迢迢和险象环生,我们紧紧拉着爸爸妈妈的大手,急急地回家。那时候,我是个幸福的孩子,无忧无虑,还没上小学。少先队员是我羡慕的榜样,我的命运的重闸扛在爸爸妈妈的肩上,要过很久,我的幸福才会打折扣。下乡的时候,我们跑前跑后,走东串西,要求老乡给我们忆苦思甜,他们不说则已,一说便是一九六O年的大饥荒。这场饥荒割断了我们村庄的历史,为我们村庄留下了一群纪念碑似的坟头,每到清明时分,坟头上便顶了一块碗大的新土,就像我们城市里的一种点心,叫定胜糕。不过,叔叔毕竟是吃商品粮的居民,每月的定额基本保证供给。饿是人人必受的刑罚,但镇上没有人饿死,死的是那些逃荒路过的外乡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镇上没有猫也没有狗,都被杀吃了。镇上和周围的树皮也被放学的孩子剥光了,野菜也挑完了。后来,据叔叔自己说,这一段日子倒并不难过,那时候的人都讲政策,对人也尊重,见一个右派,至多淡漠一些,倒也平安无事。至于饥饿,由于信念的支持和赎罪的心情,这一场折磨于他几乎成了安慰。他说:他像个自nüè狂或者苦行僧一样,随着饥饿一阵阵袭来,便觉得自己逐渐地纯洁了。他是第一批摘帽的幸运的右派,当他第一天走上讲台,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安慰他并且原谅他。这是我从叔叔的一篇小说中读到的,权且借来作为我故事的补充。

第二节

这时候,我该是上小学了,当老师走进教室,便随了班长的口令起立,桌椅板凳稀里哗啦一阵响。同学们私底下传说我们学校里有一名右派,但这是一个很高级的机密,谁也不知道右派是谁。我们起先怀疑是一位图画老师,因为他脸色yīn沉,不苟言,看人的目光充满敌意,和社会主义很不合作的表情。后来我们又疑心是一名校工,因他对谁都点头哈腰,笑容可掬,似乎向人们请罪。再后,我们认定是一位自然老师,她对同学凶恶无情,将粉笔头作子弹,she击同学的头颅。我们觉得黑暗处有一双罪人的眼睛,注视着我们,使我们紧张不安。右派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敌人,反和地主已在我们出生前消灭gān净,只留在我们的某一篇课文上以及一些反特电影里。最后,终于有人透露出来,右派是一位音乐老师。她雍容华贵,总是衣冠楚楚,弹了一手好钢琴,态度高傲,在学校里独往独来,没有一位同事与她做朋友。她和小学教育事业格格不入,她和社会格格不入,她为什么成了右派?后来我想,大约是她不服从大学分配。因为其时我恰好,我家楼上那一位深居简出的社会青年,由于不服从大学分配而成了右派。关于右派的经验就这样越积越多。这些右派都无痛心悔改的表现,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我行我紊。而我的故事需要有一个忏悔的过程,我不愿意我的故事太平庸。所以,我就直接从叔叔自己的小说里摘录了那样的情节——“当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一齐安慰他并且原谅他。”

在我插队的地方,人们对老师是很尊重的,养是父母教是先生的古训流传至今。于是,先生便是和父母一样重要的人了。学生为老师gān活是天经地义的事。老师那里还会成为一个文化的中心,晚上,凡是崇尚知识的青年都喜欢聚集在老师的屋里。后来,我们知识青年下了乡,我们那里便成了又一个中心,并且具有取代学校老师的趋势。我想:叔叔的学校当是一所公社中学,除了镇上的孩子外,还有四周农村的孩子来读书,他们一般是gān部和家境较好的孩子。他们因为没有粮票,也没有足够的细粮到食堂去换饭票,往往都是带馍。他们都有一个布口袋,装着芋gān面或秫秫面贴的馍馍。他们多数是早上来,晚上走,每天要步行几十里的路程,只有镇上的或者特别富有的孩子才住校.到了晚上,这部分住校的学生往往就到单身老师的宿舍里聚会。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个,后来成了叔叔的妻子。

一个偏僻小镇的女学生,爱上一个摘帽右派、一个来自城市的老师,就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可做。其中含有一个朴素的自然人与一个文化的社会人的情爱关系;又有一个自由民与一个流放犯的情爱关系,就像旧俄时代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的故事;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家庭与一个飘泊的外乡人的情爱关系。这三重关系搅和在一起,可写出深刻的人性与广阔的社会背景,既有特定的现实性又有永恒的人类性。这样的故事,叔叔已经写过了,而且不止一篇。这些篇章感动人心,脍炙人口,流传极广,使叔叔极负盛名,引起许多爱好文学或者不怎么爱好文学的青年的崇拜。

关于叔叔的婚姻,是人们最感兴趣的题目,于是便也是流言最多的一个题目了。有人说那女学生痴情到了万般无奈,深夜敲门,而叔叔由于右派的yīn影,只得压抑人性,将其拒绝,内心却痛苦得不行。那女学生坚定不移,不顾家人的阻挠,心诚石开,终于做成了这桩好事。有人说事情恰好倒过来,是那老师天天要学生去屋里补课,大冷的天,学生握不住笔,他就替学生暖手。另有一个版本是说老师要教学生二胡,帮助学生纠正指法。最客观的~种说法是:那女孩并不是叔叔的学生,而是学生的姐姐。学生跟老师学二胡,学出了感情,便为姐姐作伐,成全一段姻缘。那学生姐弟二人跟寡母生活,日子过得很艰难,能有一个挣工资的男人进门,显出了那学生的谋略与远见。在那镇上,那年头,大约是一九六三年吧,右派是怎么回事清楚的人不多,更何况是摘了帽的,就跟没事人一样。结了婚后,老师成了皇上.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这种传说貌似客观,却含有一股隐隐的恶意。它是企图抹煞叔叔这一经历中的所有色彩,使之平淡无光,与叔叔小说里的描写拉开了距离。后来,当叔叔离婚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曾有机会亲耳聆听叔叔本人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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