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_王安忆【完结】(44)

高晨进校的时候，正是抗战爆发，学院的附属医院迁进校内，作为教学医院，学生们有相当部分的学习课程，是在医院里临chuáng进行。高晨穿着白衣，随老师走在病房，尤其是那种贫民大病房，几十张病chuáng纵横排放，上面都是受苦的人。她有时候会感到奇怪，在姨母家里，身边都是享福的人，可她却是消沉的；在了这里，面对着如许受折磨的人，她则昂扬着，这是为什么呢？那些享福的人与这些受苦的人，为什么会如此相反地激起她的感情？她想：大约是“同情”这两个字。受苦人需要她的同情，而享福的人不需要，甚至反过来，她还需要他们的同情，于是，她就有了不同的价值。再接着，她发现对这些受苦的人，仅仅用“同情”是不够的。当她目睹他们忍受煎熬，挣扎和搏斗，其中有一些人最终不得不服从命运，一种敬意油然升起。她想起了耶稣，她从科学的概率的方式出发，认为他们其实都是耶稣的化身。在疾病的理论上，常有这样的量化统计，人群中百分之多少有罹患某种疾病的可能性。她想，是那百分之几的人，替其余更大百分比的人承担了罪罚。她不敢将这发现告诉别人，生怕别人笑话她幼稚，但她被这解释说服了。于是，在她心中，充满了慈悲的心情。她想，怎么为这些受苦人付出都是不为过的。

第二年，医院里有医生护士赴云南滇缅公路服务，她以见习护士的身份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老师对她说。她目下的重要任务是学业，并且委婉地批评她，在医院里的服务占去了太多时间。老师说，抗战当然重要，是救民众出危亡，可民众的危亡何止这一时这一事，那几乎是与存在同时并行的。后来，数年过去，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毕业典礼上，从校长手里接过文凭，她忽然很感激命运的安排，倘若那年学校批准她去滇缅公路，她也许会成为一名虔诚，甚而狂热的膜拜主义者，而现在，她有了理性。

毕业后，按规定在校实习一年，然后就进了一所教会妇产科医院。这所医院是英国人所办，有着严格的规定，所有的医生都是男性，女性护士则都未婚，倘要结婚就只能辞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医院曾有一度变为难民医院，为应对变故，原先的限制不得不变通迁就，之后亦相对松懈。等高晨进医院时，院内已有二三位女性医生。她们这些最早的女医生，当时与以后都没有婚嫁。在旁人看来似乎是为保存和延续医院的传统，事实上，各有具体的理由。有为事业或者上帝奉献；也有为要养育父母与弟妹，不堪增添家累；还有一位，纯然是职业病的缘故——终日目睹生育的苦状，已谈不上有什么欲望了。其实，不管何种理由，总起来就是一条，职业妇女的压力。高晨的未婚，哪条理由都沾一点：她有献身jīng神；有养育的责任，她毕业后就从姨母家搬出来，住进医院提供租赁的职员宿舍，和姆姆一起生活；对生育的恐惧是免不了的，但在她也还是适度的，可是，生活里终究没有出现一个人，值得她克服这一点嫌恶与顾虑的。所以，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没有遇上一个人。文化革命开初，像她这样，既是工商地主出身，勿论破落还是上升，又生活于有产者家庭，加上教会学校背景，总是革命的对象。被批判和斗争时，未婚这一点，是最让人诟齿的。人们浮想联翩，经过多种演绎与归纳，最后的版本是：这是一个美蒋特务，负有反攻大陆的使命，由于纪律限制，她不能够与共产国家的成员结合，所以不得不保持独身。虽然怪诞可笑，但这年月有的是这种荒腔走板的故事，由不得人不信。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离事实多远，却也是涉及到隐私，足够受侮rǔ的。这时候，还是多亏了姆姆，绍兴人多有着山地人的耿脾气，她又是个一无所有的人，称得上赤贫，你能拿她怎么样？不管是单位的造反派，学校的红卫兵，或者里弄里的野蛮小鬼，凡是上门都是由她出去对付。要带高晨去批斗，她则跟着，一路和人辩着。门口不论来人贴什么，她都有胆量撕掉。

她们住的是一幢洋房，最初是医院为医护职工一并租赁下来的，后来有的迁出，有的晋升职位住入独立成套的公寓，也有的自行与人jiāo换调节了住房，至今，本院的职工所余无几，多是不相gān的住户。高晨依旧，住二楼的一间。房间素朴得像一间病房，或者说修道室，墙是刷白的，地板，也让姆姆用碱水拖得发白，chuáng上铺着白单子，门后面挂着她的白大褂。除了几架书，几把桌椅，再无其他用物。墙上有母亲一张遗像，本来还挂着她的毕业证书，证书上的徽样，藤蔓枝叶的边饰，以及木质镜框的纹理，可说是房间内唯一的一点色彩，可红卫兵抄家给没收了。相形之下，姆姆所住的内阳台倒有几分俗世的热闹。chuáng上的被褥印着喜鹊闹枝的花样；柜子上支着镜子和梳头匣子；吃饭的饭桌上摆了几个青花瓷坛子，盛着豆gān，咸菜，于是，空气里便充斥着一股霉腌的气味；姆姆买来的碗盘，粗磁面上画着小人儿，牵了风筝，或者捧了鲜桃。也是靠了她的姆姆，高晨才和邻里间有了些往来，而不至两不相gān。姆姆有时会带了邻人的身体上的问题向高晨求询，或者直接将隔壁患病的孩子抱过来让高晨诊治，久而久之，高晨就成了这幢房子里的保健医生。这幢房子的住户几经调换出入，如今多是一般市民，居住拥簇，家境中等，遵循着基本的道德观念生活。高晨的人生多少是偏离了他们的务实的习惯方式，可他们自有他们世故的通达。而高晨安静的生活，以及为他们提供的切实的服务，使他们尊敬，并且心存感激。有时候，他们会送来一小袋新收成的huáng豆，因知道高晨喝的豆浆，是姆姆在自家小磨上磨的；又有时候，他们送来的是方才打下的新米。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乡下的亲戚。他们禁止小孩随便去高晨房间，因知道老姑娘是怕吵闹的；在院子里晾衣服，亦自觉地与高晨的衣物保持一点距离，做医生的人总归有洁癖。即便在文化革命开初的令人惊惧的日子里，他们也只是对高晨保持着缄默的态度。夜里小儿突发高烧，他们还是会来敲高晨的门，事后呢，悄悄塞给姆姆一只乡下找来的母jī。这就是高晨的人间。他们既不是姨母家那样华衣美食的人，亦不是难民医院里挣扎受苦的人，他们是更广大的人群，是她那个百分比中最火的一个数。他们也许不像难民医院的苦人儿那么激励高晨，高晨对他们的感情是较为节制的，但这种平静温煦，表明高晨是与他们同在。所以，她的慈悲其实并没有削减，而是弥散和洋溢开来，将她和他们融为一体。

高晨的身世毕竟是简单的，她在革命初期的受冲击，更像是出于一种心血来cháo。因此，她又被解放出来，派去“六？二六”医疗小组，下放川沙紫藤萝公社卫生院。此时，她被剪得七高八低的头发还未长齐呢！这就是南昌一时辨不出高医生是男是女的原故。像南昌和嘉宝，经过辗转关系介绍来的莽撞男女，在高晨并不是第一对。心里是不喜欢这种拜托的，倒也不完全是因为道德的男女关系观念，而是，她觉得一个生命来到世上，就有权利生存。这有一些是来自基督教的教义，还有一些是来自她的职业，她的职业是挽救生命。高晨同时也对妇女的孕育同情，从理论上说，她不反对堕胎，妇女应该有拒绝孕育的自由，当然了，最好不要让受孕发生。所以，折衷起来，高晨是支持避孕的。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呢？前来找她的男女大多是青年，在她眼里，都是孩子。他们的惊慌，窘迫，恐惧，不期然地让她生出母爱的心情。产妇，尤其是乡下产妇，她们的大呼小叫是如此坦dàng和洪亮，痛苦中带有着炫耀，几乎是幸福的宣言。而那些中止妊娠的女孩子，一律咬牙忍着不出声，下了手术台，躺都不躺，一溜烟地跑走，转眼踪影全无。高晨不会去打听她们的下落，可心里是为她们担忧，不知道手术愈后如何，不知道当她们想做母亲的时候能否正常受孕，更不知道年少时经历了这些事故将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尤其是她所看见的那些男孩大多是孱弱的，让人不敢相信能对女孩负责。也因此，她对男孩子的态度通常比较严厉。她不是要责罚他们，只是想让他有意识，他与她必须共同承担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