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卓然看阿明的信，常有身临其境感，他十分惊讶阿明的表达，何其畅快淋漓。去了皖南，阿明似乎焕然一新。此时回想，阿明其实一直是抑郁的，只是温和的天性，才不使这抑郁变得尖锐，就像南昌，不仅伤人，更要伤已。而他，陈卓然，似乎刚来临这抑郁期，就是在进人工厂的日子里。yīn沉的巨大的车间，呛鼻的机油味，飞转的车chuáng，金属与金属咬合摩擦的锐声，四溅出雪亮的铁屑……以超乎寻常的速度，硬度，热度，qiáng度运动着的一股粗犷凶悍的力量。陈卓然感觉置身在一个危险的处境，完全不可由人力左右。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他曾经在书本上无数遍的学习和认识，激情澎湃，可当这世界不期然间来到近处时，他被震慑住了。阿明的世界却是柔软的，明丽的，开阔的。在给阿明的回信中，他也描绘他的新环境——车间，他竟然把车间写得气势磅礴，将自己都鼓动起来。可是第二天上班，一走进那铁灰色，轰鸣着的空间，头顶走着行车，穹隆便无限的高，人则小成虫蚁一般，他的心情又低沉下来。他想，他其实不是对思想有热情，而是对诗有热情，阿明也是，他们都是诗人。现在，阿明到了合乎他气质的地方，皖南，发扬出了诗情。而他，却在了一个相抵触的环境里。陈卓然比其他人，比如南昌和阿明更成熟，他天乍有理性的能力，所以，他的低沉期也是在更为理性的情形上发生。前期所进行的知识准备都在这一刻里与他为难，构成困境。他的向来冷静的感性其实积蓄起极大的能量，此时一拥而上对抗理性，他的抑郁期就有相当的威胁力。谁能与他抗衡，因而来拯救他？陈卓然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一节，克利斯朵夫终于离开德国，乘上驶往法国的火车，他向前方伸出手，说：巴黎，救救我，救救我的思想！此时，想到这一节，陈卓然热泪盈眶。他给阿明写信，南于自恃，也是由于深知阿明帮不了他，他不便于流露软弱，而是以剖析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状况。于是，无意中，他便自己在解释自己，说服自己，也就是拯救自己。在信中，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然而，阿明信上描绘的那个质朴单纯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温情，润泽着他的思想。阿明和他是如此不同，他似乎一直保持着孩童的懵懂，对周遭事物无知无觉，这又不是浑噩，而是，自成天地。他并不知道，其时他正处于历史的重要事件之中，上海往皖南源源遣去人员与物资，深入腹地。急骤开出的简陋的临时公路上，行进着客车卡车，以及工程车辆。转眼间，丘陵推成平地，打下钢筋，浇上水泥。国际冷战局势中，又一个战略堡垒将平地而起。阿明可说是在国际风云的前沿，可他浑然不觉，专心于自己的心灵。多亏有了陈卓然，否则，他给谁写信呢？他给家人的信只是报平安，叙寒暖，问健康，或者开列所需物品的清单。而对了陈卓然，他就起了抒发的愿望。和陈卓然一样，他多少也是自己向自己抒发。可同样的，倘没了陈卓然，他就只好抑制住这愿望。现在，他可是相当放纵，相当任性，要对自己，他可不好意思。陈卓然就像另一个自己。好比阿明对陈卓然，是另一个陈卓然。陈卓然的信，对阿明是有些深刻了，他多半看不懂。他们的jiāo往向来如此，阿明并不很懂得陈卓然，他更多地是欣赏这个人，欣赏他清明轩昂的长相，欣赏他流利的说话以及新鲜的言辞，欣赏他不为自己懂得的思想，继而感激他对自己倾心诉说。事实上二呢，陈卓然虽然深刻，却也未必真正懂得阿明。他们各领一爿天地。有几次，南昌不禁是纳闷地问陈卓然，为什么对阿明如此器重，陈卓然没有立刻作出回答，因他自己也有些纳闷。这一对朋友就是在懂与不懂之间，爱人与爱己之间，诉说与自语之间，结jiāo和jiāo往。
这一回阿明的来信，是告知他由领导安排，辅导班组工人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请陈卓然帮助。陈卓然不禁微笑起来。他想起他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情景，简直远得看不见了似的，许多回忆来到眼前：停电的礼堂里，四下里点起烛光，他立在架起来的课桌上，滔滔不绝地背诵，对立派都凝神聆听——“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qiáng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那场面真是华丽，革命真是华丽，简直不像真实，而是像，像艺术，像诗。现在，他从诗里走出来，走向了现实，现实是灰暗的，也是qiáng悍的。
他找出当年——说是当年，不过是一二年前的时光，找出当年他的学习笔记，抄录几段寄给阿明，其中有马克思写作此篇文章的背景，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往前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再有关于文章的结构，两篇序言和七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概论，第二至第六章逐年分析法国1848年到1851年的阶级斗争，七章是结论；还有巾心思想，马克思以法国革命的经验阐明两个原理：一足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军事官僚机构，即国家机器，二是必须建立巩固工农联盟……他替阿明抄录这些，心里怀疑阿明懂不懂，这对阿明以及他的工友又有什么意义。他想的也对也不对，阿明的回信里表现出对马克思这篇著作的很大热情，他说他喜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喜欢它的风格。不约而同，他也用了“华丽”这个词，他喜欢那一节，保皇党以共和党人身份出现，缠着三色巾，向民众发表演说，于是，“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他还喜欢那一节，波拿巴这痞子将人民的悲剧当作化妆舞会，“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作人民，正像聂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一样”……他顶喜欢开头与结尾，开头是黑格尔关于历史事件人物出现两次的说法，马克思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结尾的一句为“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阿明所醉心的全是一种场面性的描写，这与他绘画的爱好有关，场面与场面之间无甚相gān，呈孤立状态，所以，并非马克思的本义。阿明还是没懂，不懂就不懂吧！即便是如陈卓然那样，以为是懂了，其实不过是领了些教条。陈卓然感慨地想，他，花了如许长的时间方才摆脱出来的教条，阿明却生来与它不沾边。当南昌再一次问及阿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陈卓然作了以下回答——
25、关于阿明
这个人如同你说的，陈卓然对南昌说，阿明是个小市民。你，我，我们，总是以鄙夷的表情说这三个字：小市民。事实上，小市民是什么？小市民是公民，这个阶层的诞生表明民主制的城邦的建成。法国大革命的街垒战，战士是谁？是巴黎市民。他们最要求共和国制，最反封建王室，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存形式是最依赖平等，自由，民主，这三项原则。此话怎讲？南昌问。陈卓然继续，城邦，城市，城，为它的居住者提供了什么？就是组织。它将他们联合起来，肜成互助的形式。有生产资料的提供生产资料；有劳动力的提供劳动力；有头脑的提供思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必须在一个可以jiāo换能力，互换功用的结构里才能实现，而这种结构一定是以平等为前提。在农业社会里，南于土地所属不平均，劳动力因体能的差异也不平均——而城市具有的更大范围的生产活动，这种差异便体现为多样性得以互换，就是我们所说的“各尽其能”——在农业生产中，所需功能是单一的，由于生产工具的不进步，体能成为主要的能力，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解决了土地的问题，但体能的差异依然存在并且将再次划分阶层。人民公社以土地公有制再次调节差异，同时又以“工分”的方式承认了差异。此外，还有一项无法平均分配的重要财富，那就是宗族。这是几千年农业文明形成的无形的行政，曾经有效地管理着农业社会，但是它也彤成了不平等制度。人丁兴旺的宗族，决定了他们在乡间占有更多资源，包括司法，舆论，甚至武装。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削减了宗族的力量，但是它依然潜在地起着作用，因为这是和农村的居住形式，生产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而在城市，这后天的社会里，居住者无法携带他们在土地上的条件，事实上，他们往往是丧失了土地上的生存条件，两手空空地投奔城市而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城市这地方，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天下。有没有看过《约翰？克利斯朵夫》？耶南一家破产后来到巴黎，一下火车看到的，就是拥挤的车马，泥泞的马路，肮脏的破车，车夫敲他们竹杠，旅馆的茶房也敲他们竹杠，碰到的都是诈骗犯。再说上海，那些冒险家，哈同，沙逊，你以为是什么？都是外国流氓，外国流氓无产阶级。你看，城市这地方，连国籍身份都可以不要的，凭着个人独立的奋斗，就可以立足。破产的耶南一家，什么都没有了，来到巴黎，做什么？教钢琴。因为互换与分配劳动的规模大，组织形态周密，反而，可以不依赖别人，生存。阿明他，就生活在这一个先进的社会体系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