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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白茅岭是在六月一个突兀的暑天里，气温高达三十六度，小车没有空调装置，烈日晒透了车顶棚，中午时分，却又抛锚。公路在阳光下亮得眩目，想去找一点水洗脸，有一个男人指示我去一口井处，绕了一圈没看到井却又绕回到那男人跟前。後来有一个卖冰棍的人来，就买了冰棍。到白茅岭劳改农场场部时，已近三点。晚上，场部为我们接风，还安排看一场电影《大侦探》，因这一天又热又倦，便谢绝了电影。原以为山区是避暑的地方，有许多参天的大树，且又泉水淙淙。可是展目望去，只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几棵柏树孤零零地站着，被骄阳最後的光热，烤灼得焦枯了。以後才知，这是丘陵地带，夏季甚至比平原更要炎热，冬天则更寒冷。
这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或者准备写什么，我不期待会有“米尼”。到白茅岭来采访，原因是有两个：第一，这里一定集中了最有故事的女人；第二，这里的女人没法拒绝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就是说，我们保证可以在此得到故事。这将是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它和我们通常的经验有什么不同？这些故事又会使我们对世界和人的看法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是使我们兴奋而充满期待的。在这之前的一个夏季里，我每逢周五这一日，就去上海市妇联信访接待站旁听。上门寻求帮助的妇女，所遇问题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上的困难，比如产後继续请假的障碍，双胞胎的独生子女费和托育费的处理，因未婚先孕而单位给予惩罚的不公和粗bào，病假工资的有无多少等等情况；另一类是婚姻恋爱纠纷，故事往往是在这一类里。上门的妇女以女工居多，还有一些无业或待业的青年。因为知识妇女解决问题的渠道和方式比较多，一般也不愿旁人插手个人的事情，私有观念比较重吧！坐在妇联明亮的大厅里，落地窗外是阳光普照的花园，麻雀在法国梧桐的荫地里叽喳，听一个发生于火车站个体户小餐馆里的故事，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我想：就在这一刻里，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光明或黑暗的角落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呢？自己的经验显得很不够用了。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悬案，有一日，一个母亲陪了她遍体鳞伤的女儿来，诉说一段冤情：这女儿已嫁到男家，有一孩子，丈夫在外地帮助某小厂生产，周末才回。楼下住着公公，婆婆和一小保姆则住隔壁一幢房内。一日清晨六点，公公看见楼上有一陌生男人走下，便叫捉贼，并上前扭住，不料那人忽亮出一柄水果刀，公公一惊，松了手去，那人夺门而去，刀却落在地上，据认，这是媳妇房内的水果刀。於是公公兴师动众，叫回儿子，bī着媳妇说出隐情，媳妇大叫冤枉，被责打了一个通宵。里委和各方单位都来进行调查，结果是：媳妇死不承认留宿过一个男人；公公咬定有一个男人清晨从楼上走下；而没有任何一人见过他所描绘的男人在清早时走过弄堂，唯一的证据是这把水果刀。媳妇说这刀并不在她房里，就吵嚷着要去查验刀上的指纹，一时也不知上哪里去查验，於是就来到了妇联。这极像是一部推理片的开头，可能性极多。我和信访站的同志聚在一处，从各个角度追究这个事件，却也毫无结果。後来，那母女俩再也没有来过，便也无从了解事情的发展和结局。这里的故事往往是一个开头或者片断，充满了暗示和预兆，使我们开动了想象力，但因经验和认识的局限，终於也无法推测成完整的故事。有些话又不能问得太多，这会使人感到受了侵犯，尤其是我旁听的身分，常常遭到人们戒备和讨厌的目光。而白茅岭就是不同的地方了，人们的故事已告一段落，我又有权利向她们提问，这不符合人权jīng神，可这就是我来此地的动机了。虽然我不知道会有“米尼”。
炎热使我意气消沈，由於电力不足，风扇旋动得非常缓慢，有气无力的，灯光也昏暗。隔窗可见一条柏油路，隐在路灯下，路边是一些花圃，有乘凉的人们走着或坐着。女劳教大队在距此三十里的枫树林，已经有许多记者、作者、编剧、导演去过那里，写回许多报告，还拍摄了一个多集电视剧，名叫《女警官》，近日就要上演，据说gān警和劳教人员都参加了表演。我不知道这一趟来会不会有新鲜的发现。
早晨，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饭，就去路口等着上车。原先，一个星期才有一次接送，使gān警们很不方便。往往她们的丈夫是在另一个劳改或劳教大队工作，一周也仅能来回一次，孩子就无人照管了。在白茅岭农场，主要的职业只有一个：gān警。现在，女劳教大队每天早晚接送，有一辆专门的大客车，开车的是一个卷头发的小夥子。七点半时准时开车,沿途会停几次，有去枫树林小学读书的孩子搭车，他们下车时便齐声喊道：“谢谢爷叔！”我注意到他们说的是上海话，将“叔叔”说成“爷叔”，虽然，上海对他们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在一九五三年从上海来到此地，披荆斩棘开创农场的垦荒者，当是他们的祖父甚至曾祖吧。
汽车走的是一条土路，起伏蜿蜒，当拖拉机迎面而过时，便扬起漫天的尘土，蒙住了视线，路边是茶林和稻田，柏树总是孤零零的，在视野中停留很长时间才消失。车中大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岁的女孩，她们往往是在幼年的时候，跟了母亲到这里来。其时，父亲们已在此铺了土路，建起茅草的房屋，上海只留给她们模模糊糊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