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么说，三中队的人到底曾经沧海，比较别的中队，确实 吃得来 官司些。
中午时，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照耀着茶林，一片油绿，起伏的丘陵有一抹黛色，这情景是好看的。我们收了伞，送她回三中队吃饭，报栏前有一女孩在出报，她喊她 娟娟 ，还告诉我们，娟娟的男朋友是个英国人，在伦敦；娟娟这次 二进宫 也是冤枉官司，她在一个大宾馆的客房里，一个外国人要与她亲热，她不允，正拉拉扯扯时，公安人员撞了进来。她至今也没有承认，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娟娟长得不俗，高大健美，气质很大方，字也写得端正。
下午我们采访的也是一个大叫冤枉的女孩，她的事情，连队长们都感到困惑不解。她二十七岁的年龄，已是第三次因卖yín来到白茅岭，并且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仅只相距两月。据说，当她第二次劳教期满，下山回家，她是真的决定重新做人。她决定做一些百货生意，回沪后不久就去寻找门路，经人介绍，与一些百货个体户达成联系。一日，他们谈好买卖，一个个体户请她去旅馆坐坐，然后就发生了关系。事后，那人因其他女人的事案发被捕，将她也一并jiāo代出来，当承办员找到她证实口供时，她矢口否认，态度相当qiáng硬，爱理不理的。承办员一次一次传讯她，她一次一次地不承认，心里却慌了，她想：这事如说出去，会怎么样呢？事情是只这一桩，可是她是有前科的人，会不会一次做十次判？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呀！这时，白茅岭带她的中队长到上海来读书，去她家看她，见她愁眉不展，问她有什么事，她就说遇到这样一个麻烦。队长立即去找承办员了解情况，承办员说，我们并不是要搞她，只是希望她能够配合，证实口供，将那人的案子结束，并希望队长能帮助做做工作，队长将承办员的意思带给她，第二天，她便将这事jiāo代了。不料，却判了她三年，队长说，她前两次劳教期间，都比较文静，态度也温和，不太与人争执，有相当的自控力。而这一次却大不相同几次要自杀，与人打架，性格变得非常bào烈，队长们对她说：我们也与你实话实说，判的事不归我们管，我们不知道，你就不应当和我们闹。你要不服，可以再写申诉，自己不会写，我们替你写。而她则大哭说，她不写申诉，她根本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什么公理，这个社会是专门与她作对的，从来没打算要给她出路，坦白从宽，悔过自新都是说说骗人的！她横竖是要出去的，出去之后她横竖是再要做坏事的，她横竖是要和这社会作对的！
她来到我们面前，三句话出口就哭了，她说她恨这社会，恨这世界，恨所有的人，她反正也没有希望了那就等着吧！她头发削得短短的，穿一身白衣白裙，中等偏高身材，匀称结实，她的气质似比较细腻，确像是淮海路上的女孩。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兄弟姐妹多人中，她与妹妹最好，可是妹妹死了。说到妹妹，她的眼泪如断线的珠子，她咬牙切齿地诅咒她的父亲，说是她父亲害死了妹妹。在她第一还是第二次劳教的时候，父亲就怀疑妹妹是否也与她做一样的事情，主动将她送到工读学校，女孩后来自杀了。她说：我妹妹是个特别老实的好女孩，在学校里是三好学生，门门功课优良，她怎能去工读学校那样的地方？我饶不了我父亲，我恨他，他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看了就恶心！想起往事，她恸哭不已，充满了绝望。她怪这社会把她弄得这样绝望。她说她十八岁那年，第一次被抓，一进去就把她的头发都剪了，从此，她再没有什么自尊心和希望了。她这次来后，既不要家里寄钱，也不寄去探亲条子，我们说，要不要我们去你家看看你父母，让他们来看你呢！她说：不要，不要，我不能让我妈妈来，她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不好，这一路上难走得很，荒山野地的。假如——她的眼泪忽然止了——假如我妈妈不在了，我就要我父亲来看我，我每三个月就要他来一次，让他带这带那，大包小包拎着，上车下车，再搭农民的拖拉机，荒山野地的跑着来，她很恶意地想象那情景，泪如雨注。后来，她渐渐地平静下来，站在门口与我们告别，雨后的阳光照she着她，白衣白裙好似透明了，看上去，她竟是很纯洁的。我们嘱她既来之，则安之，平平安安地度过这几年，我们回上海后，一定帮助她申诉，她说没有用的，我们很有信心他说我们要试一试。然后，她就走了。
又一辆拖拉机到了，老远就听见轰隆隆的声响，门前嘈杂起来。我们回到屋里不一会儿，门却被粗bào地撞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提了一个大蛇皮袋，探身进来，说道：队长呢？又退身出去了。
傍晚，我们在回场部的汽车上，看见这位携蛇皮袋的男人坐在后座，身边有一个白发苍苍、身坯粗壮的老人，还有一个六岁的清秀的男孩，很活泼地跪在车座上，望着窗外雨后泥泞的道路，落日很绚丽，老人的脸色十分yīn沉，那男人则一脸沮丧，却还耐心地回答孩子好奇的提问。他们是谁呢？
下车后，见那男子和老人带了孩子也走进了我们的招待所，在服务台办理住宿，心里很好奇，装作看一张汽车时刻表，等待时机和他们搭话，看见表上有一个站名叫做 柏店 ，不由想起丘陵上孤独的柏树，游转在我们的视野里。他们与服务员jiāo涉得似乎不那么顺利双方态度都很急躁和不耐。当那男人jiāo涉时，老人在店前徘徊，带了勃勃的怒意，好像一头困shòu，孩子则蹲在地上玩他自己的游戏。终于办完手续，三人就走进走廊尽头的房间，拖着那个巨大的蛇皮袋。终于没能说话，只得遗憾地离开，去饭厅吃晚饭了。
饭后，走过隔壁一爿饮食店，却见那三人正坐在里间，大人已经吃毕，在吸烟，孩子在吃最后几个馄饨饶有滋味的。我们好像堵截似地徒地走进去，对那老人说道：老先生，吃好了吗？老人有些惊诧地抬头看我们，眼睛随即又涌上怒意，那男人倒还随和，问我们也是从上海来的吗？所看望的亲属在哪个大队？我们说我们是来采访一些情况，并介绍了自己，他不知道我，却非常知道宗福先，脸上露出笑容，并立刻向老人说：叔叔，这是上海来的记者，大名鼎鼎的。老人忽地将碗一推，对那男孩说：快点吃，说罢就起身离去，看都不看我们一眼。那男子并不介意，向我们解释：叔叔气坏了，他从台湾来，特地乘了七小时汽车，赶到枫树林来看侄女儿，也就是他的妹妹。可是gān部们不让见，说凡是海外亲戚探视，都应事先告之，然后让劳教回到上海，住妇女教养院，在那里接见。他求情道，人已经来了，是否可以破例一次，gān部则让他们快回去，等着在上海接见。算了算了！他愤怒地挥舞着手，不见了不见了。我们不要见了！这种地方，真令人头昏。我们劝他不要意气用事，还是应当让妹妹回沪一次，现在里面活很重，一个个都累得很，回去也可休息几日。他依然嚷着：算了算了！这种事情，太令人头昏了！你们看，我还把她的孩子带来了，一个小孩，走了这么远的路，却看不见妈妈，她们这种gān部，心是多么硬，实在头昏！我们慢慢地劝他平静下来，一起走回了招待所，他请我们去坐坐，我们便也不推辞。台湾来的叔叔正坐在chuáng沿抽烟，房间很小，挤挤地放了三张chuáng，见我们进来，老人一甩手就走了出去！叔叔实在气死了！——他又对我们说。我们问他妹妹在哪个中队，叫什么名字，什么案情进来的。前面的问题他都回答了，说他妹妹在四中队，四中队除去将要解教出所的人外，还有一支文艺小分队，她妹妹是小分队的。谈及案由他只连连说：这样的事怎么说得清楚！这样的事能说得清楚吗？我们问他妹夫做什么工作，他只说已经离婚了，孩子归妹妹，现在由他带，问他有没有结婚，他说没有，又说：不结婚了，不结婚了，想起这些事就头昏！再问他们的父亲在哪里工作，他就摇头，连连说，头昏头昏。这时，台湾来的叔叔走了进来，无缘无由地将那孩子呵斥了几句，假如我们还不走，他要骂起来似的，我们就告辞了，他依然不看我们一眼，黑着脸，看他并不像发财的样子，只有腰间那一只腰包，有点台湾来客的气氛，他像是个老兵。我们赶紧离去，那男子送我们出来，问我们会不会看到他妹妹，我们说可以的。他说，假如看到他妹妹，就对她说：家里一切都好，孩子也好，让她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