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比尔_王安忆【完结】(33)
这些日子,我们经常谈论的是,这些女人们所谈的,哪些是真话,哪些是谎言,谈到后来,我们自己也糊除了。采访是多么累人啊!而要来找一些故事的想法也显得不切实际。
下午我们找的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在她十九岁时,就与一伙人同去南方沿海名叫 石狮 的地方卖yín,十天内达到几十人次。队长们说这是一个言语不多的劳教,很不显眼,没有恶劣的表现,却也决不优秀,和她未必能谈出什么名堂,可她们还是派人找来了这女孩。她长得并不出色,白净的圆脸,眼睛有些斜视。被我们选中谈话,她显然是高兴的,打量我们的眼光友好而欢喜。说话的时候,她常常是低着头,不愿意被我们打断,不注意我们的提问,她就好像是自己说给自己听似的——到这里来的人,哪有什么改造好的?往往是有两种情况可以使人改变,一种是想到等在外面的男朋友或丈夫,二种是为了父母,想到这些就算了,重新做人吧!这里的人,真没意思,成天争争吵吵,乱哄哄的,其实有什么可争的,各人家里寄来的东西就可证明一切了嘛!你说你上只角,档次高,可你家寄来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一看不就清楚了吗?现在,已经规定不可以寄东西,只可以寄钱,记在大账上,需要什么到门口小卖部买,省得大家吵来吵去,小卖部还可做些生意,小卖部里只有方便面什么的,在这里就是馋,世界上没有这么馋的,一进来就是馋,吃不饱似的,什么东西部想吃。那时,被拘留时,在拘留所,我们几个差个多年纪的小姑娘关在一起,听到了许多怪事情,世界上没有这么怪的。有个小姑娘,从小就被她爸爸qiángxx了。我们在一起,就是想吃东西。八月中秋那天,改善伙食,你知道我们吃多少,八两饭,一斤半煮毛豆,肚子撑得站也站不起来,我们笑得不得了,有一个年纪大的女人看了就哭,说被你们父母看到了不晓得要多么伤心呢!可我们还是笑个不停。后来,我妈妈来看我了,我是老来子,你看我二十岁吧,我爸爸已经六十多岁了,我爸爸喜欢我,世界上没有这么喜欢的,我经常从背后把他扳倒在地,滚在一起玩。我妈妈来看我,带了许多菜,我坐下就吃,我妈妈就在一边哭,她一哭,我心里就烦,起身就走,被承办员推回去,一定要接见。于是,她在旁边哭,我在一边吃排骨。我最喜欢吃肉,平时我试过,最多可以吃三块大排骨,第四块吃也是可以吃的,就不舒服了。这天,你知道我吃了多少,七块,还吃了些酱鸭什么的,回去了。后来到了这里,我妈妈第一次来看我时,她早一天到了这附近一个亲戚家,在那里连夜烧了许多菜,然后到了这里。那天,我们就坐在这里,我妈妈又哭,我没有哭,没有眼泪,可是一点也吃不下去,真的吃不下去。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现在觉得许多事情没有意思,吃肉没有意思,穿衣服也没有意思。红的绿的,一大堆衣服放在大橱里,都来不及穿,又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她说完了,静默了下来,我们问她,去石狮赚来的钱,怎么花的呢?她说,糊里糊涂来的钱,就糊里糊涂花掉了,有时我们出去玩,吃饭什么的,都是我付钱,不好意思叫他们那些拿薪水的人付,他们挺可怜的。然后,她抬头问我们真是作家吗?我们说是的。她说她如果写了东西,能寄给我们吗?她很喜欢写东西。我们说当然可以。我们将她送回去后,对队长说,她很愿意写东西呢!队长很困惑,说没有想到,她是很不引人注意的一个劳教。于是我们想到,当她一个人默不作声的时候,脑子里却像开锅似的,想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已被她想得很透彻,自己对自己重复过多遍了吧!假如我们没有找她。她所想的这些就不为人知了,我想,我们本应当多找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平常的劳教谈谈,可是,时间已晚了。
太阳落下了,远处的丘陵好像用极细的墨笔描画似的,十分清晰,我们开始想家。柏树在尘土弥漫的后窗外隐没,被夕阳映得通红,燃烧一般,又立即熄灭了。
最后一天到了。很多人来问我们对白茅岭的印象,因不忍使人失望,我们说了又说,事后却想不起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
早上十点钟左右,去宣城的车开动了。那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huáng的短裙,去宣城jīng神病研究所做鉴定了。我看见队长整理她的材料时,还准备了一副锃亮的手铐,队长很熟练地检查着手铐的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手铐发出嚓嚓的响声。那女孩是背对着我走向汽车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没有被铐上,望了那车一溜烟地开上土路,卷起一尾尘土,心里沉甸甸的,不知该希望她是jīng神病好,还是不是jīng神病好。各中队的院落里传来整齐的歌声,下午要举行歌咏比赛了。队长和劳教都非常认真,这情景唤回了我们对集体和荣誉的记忆,好像时光倒流,我们已经将这些淡忘了多久了?它曾经那样qiáng烈地激动过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们从歌声中走过大院,来到黑板报前。
各中队都辟以专栏,有一些诗歌,一些感想式的散文。这一期的文章大都是谈不久前,组织一部分表现突出的劳教去场部观看一个外地歌舞团演出的情景。其中有一小则散文诗,写的是一盆花在一个雨天里被遗忘在窗台上凋谢的事,文字流畅优美。同伴对我说:像你的风格,于是我们就非常渴望见一见这个作者。
人们说她在生病,刚从场部医院回来,队长派人去叫她,不一会儿,人就到了。她使我们都大吃了一惊,她是那样粗壮威武的一个人,剪了一个男式的头发,我甚至怀疑她也是一个 A角 ,可是人们说不是。她说话的声音极低,暗哑,口气也很硬,脸上倒是和颜悦色,很好奇地打量我们,我们问那篇散文是不是她的作品,她说她只是从某本书上抄来的,这里的黑板报是允许抄的,我们先是扫兴,后又想:抄也需要才能的,第一,她必须读书,第二,她选择抄哪一篇也须有思想,就好了些,问她是不是很爱读书。她说是的,她养病,不能gān别的,就看书,在她chuáng头堆了有许多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的。我们又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她说是一种 副伤寒 ,很严重,住院一个多月,现在出院了,依然不能劳动,不能吃稍硬的食物,需要营养,可是她没有钱,家里不肯给她寄钱,她的哥哥是一家街道厂的厂长,非常要qiáng,有她这样的妹妹实在是丢了脸,也与她断绝了来往,她给他写信却从来收不到回信,她母亲是听她哥哥的。提起她丈夫,她则咬牙切齿。她丈夫是摆西瓜摊的,那一年夏天,她发现他有了一个相好,有一日,她遇见了这个女人,就与她打将起来。一路厮打到西瓜摊前,她操起西瓜刀就要杀她丈夫,幸好被人拦下。从此,她便也去找相好的,她想:你能找,我也能找,而且找的比他多,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后来,回到上海后,我们找到她的婆家,希望他们能说服儿子寄给她一点钱。她的公公是一个老工人的模样,很善说话,与我们谈了很多,表示不会不负责任。这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家庭,三代在铁路上做事,儿子却辞职做了买卖。房子是那种较早些年造的工房,面积不小,却很零乱,家人都显出一副长年劳作辛苦的模样。大chuáng上却翻腾着一个特别白胖的男孩,与这家中的一切都十分不协调的,有一种贵族气息,我们说,这是你的孙子还是外孙,他回答说为人带养的孩子。老夫妇将我们送出来时,很恼火又很委屈他说:人家做那事(指卖yín)都是往家里拿迸东西,只有我们家的这人,是往外拿东西,把孩子的童车卖了,缝纫机也卖了,你说世上有这种买卖吗?我们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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