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_[美]埃德加·斯诺【完结】(33)

2019-03-10  作者|标签:[美]埃德加·斯诺

  ①陈独秀于一八七九年生于安徽,乃一著名学者和政论家,担任“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国立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多年,他本人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主张采用白话代替文言,开始了这个运动。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主要提倡者,后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在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举行了一次滑稽戏一样的“审判”,被判长期徒刑,现在南京狱中(指斯诺成文的时候)。他与鲁迅一起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学人物。②毛泽东以后没有再提到他和杨开慧的生活。从各方面的记述来看,她是一个杰出的妇女,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了大革命中的一个青年领袖,最活跃的女共产党员之一。他们的结合被当时湖南的新青年认为是“理想的罗曼史”。他们两人显然十分忠诚。杨开慧女士后来大约是在一九三〇年被何键杀害的。

  四

  国民革命时期

  毛泽东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jīng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qiáng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qiáng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huáng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huáng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chūn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第二年[一九二四年]chūn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jīng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huáng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làng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huáng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jīng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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