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不管怎样，后来发生的事实是，红军不但没有与十九路军合作，反而把主力撤到江西西部，使蒋介石无后顾之忧。于是总司令就可以不受掣肘地猛扑邻省福建，迅速镇压判军，红军就此失掉了最qiáng大的潜在盟友。毫无疑问，拥护革命的十九路军的歼灭，大大便利了摧毁南方苏区的任务，蒋介石就立即满怀信心地来从事这项任务。
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在南京第五次围剿中的战术防御计划。在以前几次围剿中，红军依靠他们在运动战中的优势以及他们能迅速集中qiáng大兵力和进行奇袭、从蒋介石手中夺取主动权的能力。在他们的作战中，阵地战和正规战一直只起次要的作用。但在第五次战役中，李德坚持改变战术。他拟定了一个以阵地战为中心的大规模防御计划，把游击战术降为从属的任务，尽管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一致反对，他还是qiáng行通过了他的计划。
今天来看就很明显，李德大大地过高估计了苏区的资源、红军在非机动作战中的战斗力、敌军的士气涣散，另一方面他又不可原谅地低估了南京新建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改进了的进攻力量，严重地错误估计了政治形势中的重要因素，他以为政治局势的发展对共产党会比实际情况有利得多。
但问题是，李德这个孤零零的一个外国人，怎么会有足够的影响，可以把他的意志qiáng加在整个军事委员会、政府和党的判断之上呢？这委实是件十分独断独行的事。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在世界大战中，他在德国军队中就大露头角；后来他任俄国红军的师长，曾在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作为一个德国人，共产党也尊重他对冯·西克特将军向蒋总司令提出的战术的分析（这件事也真有戏剧意味，两个德国将领，其中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却通过这两支中国军队互相厮杀！），而且事实证明，他们的信任是正确的。南京的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李德是个心灰意冷、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感情。
但是，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的责任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重要借口。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宽心的事。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五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以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jiāo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决不会再重犯了。
江西的情况就谈到这里为止。在以后的两年中，红军几乎与自己在中国沿海城市中的党员都完全断绝了联系，共产国际的活动主要只限于在《国际通讯》中刊登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的令人吃惊的报道。一天到了几期《国际通讯》时我正好在保安，我看到党中央委员会那位美国留学的书记洛甫来不及打开来看。他随口提到他几乎有三年没有读到《国际通讯》了！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我还在红军的时候，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详尽报道最后才传到中国的红色首都，那是在整整一年以前举行的。就是这些报道第一次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得到充分发挥的论述，在以后几个月令人兴奋的时间里，西北即将发生普遍的反叛，震撼整个东方，就是这种策略对他们的政策将起指导的作用。共产国际就要再一次在中国的事务中发挥它自己的意志，深刻地影响革命的发展。
不过我又得在北平从侧面来观察这一事件。
六
别了，红色中国
在我离开保安之前发生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事。十月九日甘肃来的无线电消息告诉我们，四方面军先遣部队在会宁同一军团的陈赓领导的第一师胜利会师。几天以后，陈赓和一方面军所有重要的将领都在甘肃同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朱德、徐向前、贺龙、张国焘、萧克等许多其他人，高兴地碰了头。甘肃的东北部分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四方面军有一个纵队渡过huáng河到了甘肃西北的狭长地带，政府军的反抗已暂时被压下去了。
红二五二六二七师会师永平
现在所有正规红军都集中在西北，建立了良好的通讯联系。冬服的订单如雪片一样飞来保安和吴起镇的被服厂。三支大军据说总共有八九万久经沙场、装备良好的战士。保安和整个苏区都举行了庆祝。甘肃南部作战期间的长期悬虑不安的气氛已经结束。现在人人都对将来充满了新的信心。中国最优秀的红军现在全部集中在一大块新的地区里，旁边还有同情他们的十万东北军可以充当盟友，共产党现在认为，南京方面会比较有兴趣来听他们的统一战线的建议了。
第二件事情是我在离开以前对毛泽东进行的一次访问，他第一次表示共产党欢迎同国民党讲和与进行合作抗日的具体条件。这些条件之中，有一些已由共产党在八月间发表的宣言中公布。我在访问时请毛泽东解释一下他提出新政策的原因。
“首先是，”他开始说，“日本侵略的严重：日本日益加紧侵略，它的威胁已经严重到中国一切力量都必须团结起来的程度。除了共产党以外，中国还有其他的政党和力量，其中最qiáng大的是国民党。没有国民党的合作，我们目前的力量是不足以在战争中抵抗日本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结果就会对抗日运动不利。
“其次，自从一九三五年八月起，共产党就发宣言，呼吁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这个纲领，尽管国民党继续进攻我们。
“第三点是，甚至在国民党里的许多爱国分子现在也赞成同共产党联合，甚至在南京政府里的抗日分子和南京自己的军队，今天都为了我国民族存亡而准备联合起来。
“这就是中国目前形势的主要特点，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详细考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这种合作的具体方案。我们坚持的团结的基本原则是抗日民族解放的原则。为了要实现这一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抵抗外国侵略者，给予人民群众公民权利，加qiáng国家的经济发展。
“因此我们拥护议会形式的代议制政府，抗日救国政府，保护和支持一切人民爱国团体的政府。如果成立了这样一个共和国，中国的各苏区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将在自己的地区内采取措施建立议会形式的民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