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当前收获限于这几个方面：停止了内战，南京的对内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和容忍，对日态度趋于qiáng硬，苏区不完全地脱离了长期孤立状态。总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张冲将军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来谈判的结果，在四、五、六月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区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悄悄地恢复了jiāo通联系。在边界上，红星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jiāo叉挂在一起。
邮件和电报开放了一部分。共产党在西安买了一批美国卡车，在自己区内的各主要地主之间开办了长途汽车。各种各样必需的技术材料开始运了进来。对共产党来说最珍贵的是书籍。延安新开了一家鲁迅纪念图书馆，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同志都寄了成吨成砘的新书来。成百上千的中国年轻的共产党人从大城市来到陕北红色新首都延安。到五月间，已有二千名学员进了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大学”），五百名进了党校。其中有蒙古人，回民，西藏人，台湾人，苗族，彝族。还有好几十人在一些技术训练班学习。
除了党的久经考验的工作者以外，还有热情的年轻激进分子从全国各地前来，有的长途中跋涉，步行而来。到七月间，尽管学习生活很艰苦，伙食是小米白菜，吃不饱肚子是有名的，仍有许多人申请入学，容纳不下。许多人只好请他们回去等下一届，共产党打算再接受五千名。许多有训练的技术人员也来了，或者当教员，或者从事现已开始的“建设计划”。这，也许是和平所带来的最大的眼前利益：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地为革命和抗战训练、装备、培养新gān部的根据地。
①用名诗人彭斯的诗句谱写的苏格兰著名民歌，一译《美好的昔日》，一般在惜别或旧友重逢时歌唱，此处喻国共重新合作。——译注
五
《友谊地久天长》？（下）
当然，国民党仍继续严密监视共产党同外界的联系。现在对共产党的行动已不是那么有限制了，但是还没有公开承认这个事实。许多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团体也到红色中国来考察那里的情况，许多人来了以后就留下工作不走了。六月间，国民党自己也秘密派了一个半官方的代表团，以邵华为首，参观了红色首都。他们游历了苏区，在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相当红色的抗日演说。他们欢迎国共恢复反帝统一战线。不过，国民党报纸是不准刊登这些情况的。
对列宁的拥护者来说，国民党地区的情况也改善了。共产党在名义上仍属非法，但可以扩大影响，扩大组织，因为压迫已有所减弱。监牢里不断放出少量的政治犯。特别宪兵（蓝衣社）仍继续侦查共产党，但是不再绑架和拷打了。还传出消息说，今后蓝衣社的活动主要集中对付“亲日汉jian”。后者有一些遭到逮捕，有几个领日本津贴的中国特务第一次真的已被处决。
到五月间，作为让步的jiāo换，苏区准备改名为“边区政府”，红军已申请作为国民革命军编入国防部队。党和红军的全国代表大会五月和六月分别召开了。会上作出了决定，要采取实现同国民党合作的新政策。在这些大会上，列宁、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朱德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画像同蒋介石和孙中山的画像挂在一起。
这些现象反映了共产党方面总的来说愿意在形式上和名称上作必要的让步，同时又保留他们在主义上和纲领上的基本内容，和他们的在自治条件下的存在。国民党口头唱得好听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象在大革命时期一样又受到共产党的尊重。这不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因为共产党给了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还有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则，他们是决不会放弃的。他们所采取的每一新步骤、所作的每一变化，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进行检查、辩论、决定和结合的，而且也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共产党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这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共产党政策的最重大变化是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停止反对南京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答应给一切公民平等权利和选举权，不论他们阶级成分如何。其中最直接影响到红色经济的，自然是停止没收土地。这并不意味着在已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方把土地还给地主，而是同意在共产党新控制的地区放弃这种做法。
为了补偿由于这种让步而造成经费的短缺，蒋总司令同意——尽管不是正式地——把苏区视作“国防地区”的一部分，并且按这种地位拔给经费。第一笔经费（五十万元）是在蒋介石回南京后不久付给共产党的。国民党的货币有一部分用来收回苏区货币，还有一部分购买制成品给合作社（现在存货充沛）和购买必要的装备。这些钱没有一文làng费在薪水上。财政人民委员仍靠五元钱一月生活！南京每月经费的确切数字在本书写作时仍在谈判中——事实上，未来合作的具体工作协议也还在谈判中。
六月间，蒋介石派私人座机到西安接共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到中国夏都牯岭。周恩来在那里同蒋介石及其内阁作进一步谈判。讨论的问题有共产党要求参加定于十一月召开并通过“民主”宪法的国民大会。据报道，已经达成协议，“边区”可以作为一个地区派九名代表。
但是，极有可能，这些代表不会称为“共产党人”的。南京还没有公开承认这次所谓的“复婚”。它宁可把这关系看成是纳妾，她行为是否端正还有待证明，而且为了外jiāo的缘故，这种关系在家庭圈子外面还是少谈为妙。但是即使这种偷偷摸摸的“结合”，也是令人震惊地公开反抗日本，这在几个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日本自己的（通过媒人广田）与南京体面地结成“反共”婚姻的要求，终于被拒。这也许是南京外jiāo政策终于有了根本变化的最后的明确迹象。
对于并不熟悉中国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观察家来说，这个结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义时可能犯严重的判断错误。当然除了中国以外世上别的地方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在经过了十年最激烈的内战以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红军变白了，白军变红了？谁都没有变。但是总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为看来似乎是，由于第三方面因素——日本帝国主义——的插手，极其复杂的两方之争，再一次推迟了决战。
因此要大略知道红色的天际上出现的前途，我们必须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所饰的角色。
六
红色的天际（上）
要“解释”中国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会政治经验的丰富矿藏，不是本书的任务，需要写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这剩下的几页篇幅，仍可能为在这部渠道纵横的历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总航图。
有一个很有造就的社会科学家名叫列宁。他曾写道：“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达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