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把他兄弟姐妹都从别的地方叫来，杀一只jī。村里有点消息就像阵风霎时chuī遍， 男女老少，抱孩子，拄拐杖全来看我这个“没过门的媳妇自己找上门来”。这里方圆百里， 大概还没有过北京来的女大学生呢。大家因着我看呀，笑呀，问话呀，这时我已经觉得自已 是他家的人了。当晚，他母亲几乎搂了我一夜，喋喋不休讲了他小时候所有的事，在母亲嘴 里，孩子任何一个细节都裹着浓厚的情感……不知不觉，他这样的“反革命”我不信了。转 天告别时，他母亲送给我一小袋子花生。我提着这袋子回上海，没停，马上返回北京，去找 他。当我把这一小土布袋花生放在他面前，他多么聪明，什么都猜着了。他哭了，觉得对不 起把他拉扯成人的苦命的老母亲。他从来没有这样让人可怜。
这样，我不但决定和他恢复关系，而且坚定地往前迈一大步，我们结婚了。
这是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俩抱头痛哭……九
婚后，学校把我分配到燕北。但山西武斗不能去报到，闲在家中。他的问题看来得等 “运动后期解决”了。文革像迷了路，愈来愈没有尽头，那一阵子挺茫然。一天，我去科学 院学部看大字报，正是杨成武“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口号出来，到处都是这内容的 大标语。那天不知为什么总感觉特别紧张，好像要出事。回到家等到天黑也不见他回来，忽 然门“哐当”打开，作协造反团的两个人押他进来，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还要查查他的 书。”这就抄家，把书架上的毛主席著作全抱走，又对我说：“这段时间他不回来了，明天 早上开他的批斗会。”说完就把他带走。我坐在chuáng上傻了，追也没追，一种大难临头的味道 这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还真的觉得他这一走，完了。小屋变得又大又空，我坐了一夜， 挨到天亮去作家协会。
我登上五楼，坐在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由于杨成武的讲话很极端，批斗的气氛就不 同以往，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心为了确认他是不是“反革命”。我是来陪他的。我是想叫他 看见我便感到不孤单，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斗会上，轰轰烈烈的叫喊声一点儿也听不 进耳朵，心里乱成一团。批斗结束后，我被作协造反团叫到另一间屋谈话，他们还把我同班 同学们叫来，要给我做工作。我下定决心一句话不说。
就在这时，忽听外边走廊人声嘈杂，脚步很乱，好像突然发生什么事。我脑子下意识响 起一个声音：“坏了！跳楼！”不由自主猛地从沙发跳起来要夺门而出。马上几个人堵在门 口不叫我出去。谁也没告我什么事，我像断然什么都知道了，木头一样戳着不动。大约二十 分钟后，会议室那边批斗会又开始，却变成一种声讨会了。阵阵加剧的呼口号声竟然变得忽 高忽低，忽远忽近，一会儿如雷炸脑，一会儿隐隐约约很遥远，这时我已经没感觉了，麻木 了，脑子完全停顿，不会哭，不会笑，什么也不会。
只见进来一帮人围着我说话，谁也不直说，作协那些人多鬼，谁都怕把我刺激疯了担责 任，绕着弯子做开导工作。我毫无反应，只见许多双眼直对着我，许多嘴巴在动。恐怕这是 人将死时的一种感觉吧。
当天他们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爱人家里。这女人和老作家划清界线，家 里只有她和一个女儿，作家协会还加派一个女gān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其实我不会出事， 因为我像傻子一样已经什么都不懂了。不会思维，不知道时间，连他死没死的概念也没有， 恍惚只觉得自己是个动一动都很困难的肉体。
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许多骨头都断了，很惨。他出身 好，政治上一直受优待，受不了这种歧视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杀这条 路了。作协打电报叫他哥哥来处理后事，他哥哥却不想见他尸体，怕受不了。丧事处理完， 已经半个月过去，他哥哥来看我。
那天的感觉异常奇特。我正浑浑沌沌之中，一见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种刺激，半个月 的恍惚一扫而光，一切细节都清清楚楚地一齐涌来，我异常的清醒，非凡的明白，死而复 生，感觉很振奋那样，却一下子扑上去抱着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确实没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头，眼睛显得大大的，眼泪哗哗流，眼神和他一样。忽然我感 觉他留给我的种种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叠，这一瞬间，我没疯了就算福气；当然， 我要是真疯了就不见得再经受以后那些罪了… 。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把家拆了，家俱物品、锅盆碗筷，所有东西全廉价卖掉。他是反革 命畏罪自杀，没有丧葬费，大哥靠工分吃饭，也没有返回去的路费。我分给大哥一半钱，挥 泪而别。我当时急渴渴只想摆脱，摆脱北京，摆脱他死的地方，摆脱这一切，摆脱得愈gān净 利索愈快愈好。这就背起行李卷儿，孑然一身，去往一无所知的燕北。
下部分：崇拜的回报
十
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教训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达大同的燕北专署报到后，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山yīn县第一中学教书，立刻对管分配 的一位处长说：“我发生了一些事，不能当老师。”跟着就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也 是我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瞒骗组织，只有对组织说清自己才感到轻松坦然。我 上午说过，下午就觉得空气凝固了。来到燕北报到的各地大学生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我。 有的扭过脸嘁噜嚓嚓议论，我感到一种威胁压来，低头回到招待所，同屋一个三十多岁挺慡 快的当地女人问我：“你爱人死了？”我惊奇地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中午时专署那位处长 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学生都召集起来，说我是个危险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动。他 把我向组织汇报的话全兜出来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chuáng上仰面瞧着屋顶，饭也不吃，心想我这辈子全完了，我才二十一 岁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处长谈谈，一出招待所大门，一个小姑娘就朝我尖声叫：“反 革命！反革命！小寡妇！！！！！！！！”
这就促使我对燕北专署不辞而别。我脑袋一热买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见到姐姐那张标 准的党员面孔就懊悔不该来。我只说山西武斗没处报到，便来看她。姐姐天天上班，我就在 街头漫无目的地乱走一气，直到把身上钱花光，茫茫站在西安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心想哪里 是我的去处？四川父母那里，不行，父亲是石油工程师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给 他们。我耳边忽然响起他大哥离开北京时说过的一句话：
“你要是实在受不住时就来吧，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卖掉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换了七十元，买张去南通的车票。在火车站我给姐姐写 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装在信封寄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