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异乡
火车站
四九年，兵荒马乱中，母亲终于不顾一切地只身搭上火车，她要回衡山把一岁大的孩子带出来。当初是为了避免让幼儿受流离颠沛之苦而将他托给了乡下的奶奶，现在，思儿心切，管不了那么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见，孩子显得大多了，可是已经不认得自己的母亲。他瞪着眼前陌生的女人，像猫一样紧缠着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么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不要不要——”他奶声奶气地喊着。
踩着huáng泥路，到了火车站，孩子开始呼天抢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火车轰然进站的时候，伤了心的母亲转了念头：“算了，不勉qiáng吧！乡下大概还是平静点，反正很快就会回来……”
她终于松了手，将啼哭抵抗的孩子jiāo还给奶奶，回身上了火车。火车缓缓开动，她将脸贴着车窗，依依地看着那紧搂着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两只清亮的眼睛也正牢牢地望着她。
她当然不知道，火车一开动，就将她和孩子拉开了四十年。四十年后她已老态龙钟，再度来到这荒野中的小火车站，huáng泥路依旧，那个奶声奶气的孩子已是个面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着脚走在田埂上，扁担的两头悠悠晃着满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如果我早生四年，那个被留在湖南乡下的就是我，那么今天就没有龙应台，而有龙应湘。
四十年后的龙应湘该是个什么人呢？
父执辈
既然叫龙应台，当然是个在台湾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为名字里嵌了“台”这个字，谁都知道他肯定是个异乡人。四九年之后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叫“台生”的，不管是张台生、李台生、翁台生，他们的父母都才在兵荒马乱中渡海而来，刚刚踏上台湾的土地。祖传数代的台湾孩子不会叫台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会叫京生一样。“台生”，一方面告诉你这孩子和台湾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也泄露，他和台湾毕竟只是初识。
我这个“台生”从小就发现自己和周围的玩伴不一样。他们讲闽南语，我们说国语；他们住在祖传的老宅里，我们则从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们的妈妈穿着短衫长裤，我们的妈妈穿旗袍；他们的爸爸做生意、打鱼、种地，我们的爸爸穿着某种制服办某种的公；他们在清明节提着食篮上祖坟，我们在家门前焚烧纸钱，捻香对天空遥祭；他们的父执辈群聚在夜市里喝酒划拳，卷起裤脚蹲在庙前广场推牌九，得意时咬牙切齿地喊“gān你娘！”；我们的父执辈穿着短袖衬衫、深色长裤，围着方桌打麻将， 时不时脱口而出“妈啦个B胡了！”洗牌时哗啦哗啦响得整条巷子都听得见。
所谓父执辈，就是那些口音腔调和你父母的相似，会和蔼地摸摸你头、给你两块钱差遣你在对面杂货店买瓶五加皮然后让你保留零钱的人。七九年，纽约电视上出现一个大陆的老农民，缺了门牙的老农咧嘴笑着，一脸憨厚，他一开口说话，我就呆了——怎么口音如此亲切竟像个“父执辈”呢？
操乡音的我的“父执辈”在台湾是那少数的异乡人，缺牙的老农民使我发觉：
海峡那边，操南腔北调的“外省人”却是多数，而且是那边的本地人；我觉得惊奇。
乡 音
八五年，台湾人到大陆仍旧是违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个被落在火车站的长我四岁的孩子。
清晨，还在半睡半醒中，宾馆窗外流进此起彼落的人语声，不外乎日常的招呼，“哪里去呀？”“早啊！”人来人往。
我蜷缩在被窝里，耳朵却像野láng一样竖起来。这窗外的人，怎么回事，竟然会说着我父亲的话，那声音、腔调，熟悉而亲切，像条睡暖了的旧被，像厨房里带点油腻的老钟。我冲动得想趴上窗子看看这些人的面貌——他们和父亲长得可也相似。
在台湾，父亲的乡音总惹人发笑，“听莫啦！”人们摇摇头。他得费好大的力气才能让人弄清楚他要的是锄头、芋头、还是猪头。
而在这扇窗外，每一个人——厨师、公安、服务员、书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说着父亲的话，说得那么流利顺畅，说得那么不假思索，那么理直气壮，好像天下再大也只有这么一个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语言。
窗外人声不断，我起chuáng漱洗。满嘴牙膏泡沫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埃及，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从小听熟了。“埃及”，父亲当年也这样喊他的母亲吧？
是哪两个字呢？“娭己”？“爱姐”？“蜀人谓母曰姐”，楚蜀不远吧？
“有一次，我从学校里回来，跑了两三里的路，下着雪喽，进到屋里来，眼睛都花了。你奶奶给我一碗饭，我接过来，想放桌子上去，没有想到哗啦一声饭碗跌在地上，破了。
你奶奶以为我嫌只有米饭没有菜，把饭给甩了。她伤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饭省给我吃……”
父亲讲这个他不知讲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后叹息：“我对不起你奶奶。”然后要沉默很久。
我们则各做各的事情，这个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马光砸破石缸来得惊险，也不如华盛顿砍掉樱桃树来得伟大，实在不怎么样。倒是在我满嘴牙膏泡沫倾听窗外的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这许多年来父女一场，怎么倒从来不曾问过父亲是否想家。
于是我让哥哥就着录音机坐下，“给爸妈说段话吧！”哥哥两眼望着自己的脚，困难地思索着。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该说什么呢？问父母这四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问老天那一列火车为什么走得那么不留余地？
回到台湾的家，行囊尚未解开，就赶忙将录音带从口袋中掏出——我从不可预测的历史学得，有些东西必须贴身携带，譬如兵荒马乱中秘书的孩子，譬如一张仅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无可复制的带着乡音的录音带。
外面黑夜覆盖着田野，我们聚在温暖的灯下。
母亲捧着杯热茶，父亲盘腿坐在录音机前，没有人说话。
极慎重地，我按下键盘。
哥哥的声音起先犹疑，一会儿之后速度开始加快。
父亲沉着脸，异常地严肃。我偷觑着——他会哭吗？父亲是个感情冲动的人。
母亲呢？为了四十年前在衡山火车站的一念之差，她一直在自责，此刻，她在回想那一幕吗？
我用眼角余光窥看着两个老人，有点儿等待又有点儿害怕那眼泪夺眶而出的一刻。
“不对不对，”一言不发的父亲突然伸手关了录音机，转脸问我，“你拿错带子了？”
“没有呀，”我觉得莫名其妙，那分明是哥哥的声音。
“一定拿错了，”父亲斩钉截铁地，而且显然觉得懊恼，“不然我怎么会听不懂？像俄国话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