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冬英看见的是两块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触huáng土的那条波线上，风很大，chuī得人睁不开眼，我听见呼呼的风声，还有冬英模糊的语音：“……我就知道……他说他冷嘛……”
湖làng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失去了它本来的颜色，一炷香烧了起来，青色的烟抓不住，随风没入水色。
离开淳安，我们经由山路往建德，小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爬上一个陡坡，又急急盘旋而下，车后辗起灰尘，路边的树木也蒙着一层灰白，但千岛湖的水光不断地透过树影闪烁，或许累了，冬英一路上不太说话，我推推她：“喂，你看，水多清啊！”
她望向车皮外，眼睛眯眯微笑起来。说，“是啊，新安江的水嘛！不是跟你说过？”
高老太太
新的车站那么大，万头攒动，人山人海，她偏偏一眼就看上我，行李还没从计程车里卸下来，她已经贴着我的身体，挽着我的手臂，像个极疼爱我的老人家，很久不见了，不放我走。
她长得也像个慈祥的老太太，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髻，梳得光亮，一丝不乱，身上穿着传统中国妇女的黑蓝色布衣布裤布鞋，显得朴素端庄，可是她的嘴，对着我毫无准备的耳朵说：“给点儿吧！给点儿吧！”我不禁抬头仔细看看她——是得抬头，因为她比我足足高出一个头来——老太太长得高头大马，健康硬朗，缠着我的手臂孔武有力。
“您让我把行李卸下来。”我说。
她还好商量，手放了开去。
她目光炯炯地看我付完车费，手接着伸过来掐住我的手臂：“给点儿吧！给点儿吧：”
我有点慌，行李还不知齐不齐全，火车站的入口在哪里，人怎么这么多，流过来流过去像大làng汹涌，我两手提起行李，她挡在我脚前：“给点儿吧！给点儿吧！”
我往左挪，她往左，我往右挪，她往右，我往前跨一步。她步子比我的还大，又矗立在我眼前：“给吧：给吧！”
我索性将行李搁下，说：“没有。让我过去吧！”她竟然绕着我打转，上下打量。然后立定在我面前，气定神闲地说：“看您样子，不是没钱的人，是大款哩！
给吧！给吧！”
我听说过“大款”的意思，但是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件首饰，我向来不戴首饰，而且和她差不多，我穿着素色的布衣布裙，要不是得赶火车，我还真会停下来问她怎么分辨人，现在，夹在两件行李之间，在人cháo的涌动中，我和她对望，不，我抬头仰望着她，她的眼光让我吓了一跳。
我怎么láng狈脱走的已经弄不清楚，很可能是她看见了更好的对象因而放了我一码。提着行李，不断地闪避人群，找应该会合的人，找正确的候车室，忙忙乱乱，好不容易坐下来了，我才有时间回想高老太太，不，她不姓高，只是块头高大。回想她的眼光，她说：“给吧”，那么直截了当，那么理直气壮，俯视着我的眼睛是坦dàngdàng，大无畏的，俨然逮着了一个欠她债的小人。
而且她还用肩头轻轻撞了我一下，带点轻蔑地说：“怎么样，给吧！”
火车掠过江南水光涟滟的风景，我却想着高老太大：她怎么可以这么无赖？无赖的男人、年轻人并不少见。但是抗着典雅发髻、朴素端庄的老太太也无赖？这怎么说得过去？想着想着，我发觉自己微微生气起来，对堕落的高老太太。然后就知道我其实没有特别生气的理由，台北的地下道里不是有个大家都认识的乞丐？他没手没脚，就坐在湿冷的地上，这个人当然不是自己爬到那儿去的，是有人每天把他拎到那儿搁下，晚上再收走，同时收走地上装铜钱的破碗。欧洲的吉普赛人在冰天雪地里坐在薄薄的破报纸上，把年幼的孩子放在膝头，向路人伸出乞讨的手，那脸颊冻得通红的孩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躺在那儿，总是睡着，你不能不怀疑那可恶的作父母的是否给他吃了什么药。在印度，还有人拐了别人的孩子，砍了他的手脚，瞎了他的眼睛，让他到街头乞食。
高老太大比这些人更无赖吗？当然不，她只是谋生的技巧不同罢了，别的乞丐用残缺的肉体或孱弱的儿童试图激起人们的同情心，高老太太则采取了纠缠和无赖的行为试图激起人们的厌恶感，人们或者因为动了恻隐之心而施舍，或者因为讨厌得受不了，想得到解脱而给钱；就乞者而言，只是工作方法不同而已，谁也不比谁高贵。真正的重点可能在于，看谁的方法挣的钱多！
我很快就原谅了高老太太——虽然她根本不需要我的或者任何人的原谅，可是我并不完全释然；不，她大刺刺地拦着我，眼里的坦dàng无畏清楚地表示她什么都不怕，她的什么都不怕令我感到不安；对某些价值的敬畏，我想，毕竟是文明之所以为文明不可或缺的基础吧！
我不站着等
我们踏进和平饭店的咖啡厅。客满。角落里倒是有张桌子只坐着一个客人，白种人，我们走近，问他是否能让我们共坐；他点头，我们坐下。
侍者看见了，有点紧张地走过来问：“你们跟客人打过招呼吗？”
我愣了一下；他凭什么以为我们不懂这个基本礼貌呢？为了不冒犯他的西方客人，他却以质问来冒犯我们？反过来说，如果原先坐着的是长着东方脸孔的我们，而两个西方人前来与我们共坐，他是否也会紧张地质问他们：“你们打过招呼吗？”
我太多心了吧。在曾是帝国主义横行的上海，能住进典雅的和平饭店，能在太平盛世和一个上海人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喝杯香醇的咖啡，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我摆出主人的架势为陪我的朋友点饮料：“有鲜榨的柳橙汁吗？”我举头问侍侍者好像没听见，只顾望着我的客人，我的客人于是用上海话说：“有鲜榨的柳橙汁吗？”
“有的。”侍者回答。
“请您给我们两个大杯的。”我说。
侍者飘忽地瞄我一眼，把脸对着我的朋友，等着他说话。朋友说：“请给我们两个大杯的。”
“好。”侍者转身走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的背影，有点儿张口结舌：“不是我多心吧？他……他根本不跟我对话？”
朋友带点尴尬地点点头，是，他也看见了。
“因为我是个女人？还是因为我不说上海话？”
朋友想了一下。静静地说：“大概两者都有。”
※ ※ ※ ※ ※
“填！”
她把一叠表格甩在桌面。
“三个人都得填吗？”我问。是个挺年轻的女孩子，扎着马尾。我们进来的时候，她正低头写着涂着什么，现在，她仍旧低着头，写着涂着什么。这是一个县级的宾馆。
“三个人都得分开填吗？”我提高声音。
“对。”她低着头，写着涂着。
不，我太不能适应了；我实在没法适应谈话时对方不拿正眼瞧你。“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