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平常乃一循规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虽然合法）的处罚，决定采取甘地和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拒缴罚金。
署名：龙应台
“怎么样？”我问，“您的速仪上有十公里的刻度吗？”
警察用手背挡着耀眼的阳光，摇摇头。
“那您怎么能知道自己开的是十三公里还是十公里呢？”
“凭感觉嘛！”
我哈哈大笑，“这种感觉，您有，我没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在他身边坐下，“感觉，不能作为法律的依据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说着，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开得很好！”
“粉红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我觉得自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他很礼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咙，“这样一来，您的罚金会变得更重；下个单子来，就是四十马克，再不缴，就是六十马克——三张罚单就变成一百八了！”
他的后脚跟踩到了一只垂下来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涨的公民道德勇气也受到了打击：“吔，别别别只谈罚款，总有人要对我的抗议提出解释吧？！”
他已经走到了篱笆外边，挥挥手：
“您不会赢的，相信我！”
“恶法非法，”我倚在栏杆上伸出半个身子，大声地对着他的背影，“恶法非法，您懂这个道理吗？”
再见！再见！
我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任何秩序局的人。你如果问我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不同，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时，说：“吃过了吗？”德国人碰到一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吧：？”（Alles in Ordnung？）中国人靠米饭过活，德国人靠秩序；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餐厅，有德国人的地方就有秩序局（Ordnungsamt）。
处罚十三公里的时速，这秩序局实在走火入魔了。回到竹篓边，拎起大剪刀。
好，奋斗到六十马克的时候，我就停止，就屈服。人家梭罗不也只坐了一夜的牢？
抗议到底的代价太昂贵了，何况我也没有那个时间……我轻易地原谅了自己，却再也提不起兴致继续修剪莓果枝。气馁地躺进伞下的凉椅，随手翻开今天的小镇报纸，竟然，竟然有这么一篇报导：
大半市民落入陷阱
新置相机引起争议
……前任市长本人亦以时速十一公里被拍照，罚金二十元，市长拒缴。
消防队队长以十五公里时速被开罚单，他愤怒地说：
“二十公里以下，只能用大拇指来测量了。”
两名律师正准备和市政府就此jiāo通标志对簿公堂，全国驾驶人协会也将采取行动。一位高级警官在接受访问时率直地说：“如果我在那个地点被照像的话，那我非打官司打到倾家dàng产不可！妈的！”
妈的！
人吃人的西方
离开小冷，往北就是历史古城威玛。走出火车站，回头看看；这虽是威玛，毕竟还是东德的威玛。火车站是个灰扑扑、陈旧不堪的建筑，泥墙剥落了，窗框的木头绽出裂纹。
迎面袭来的空气，混合着煤味和汽车放出来的废气，令人窒息。每条路都有工程，jiāo通因而堵塞不堪。车身布满脏泥，行人的鞋子也裹着一层泥。各种各样的建筑工程机械在每条街上发出巨大的噪音。
街角有个崭新的旅行社。
“能够帮我找个家庭旅馆吗？”
“我们新邦没有什么家庭旅馆，只有两种旅馆，一种很破旧失修的，您大概不愿住，一种就是观光饭店了，比较贵。”
正在打字的小姐抬头冲我笑了一下：“您早来了两年；再过两年，我们就什么都有了。”
“再过两年，”我说，“四十年的共产东德就连影子都没有了。我来得正是时候。”
她点点头。
“大象旅馆有一个单人房，没有浴室，九十块一晚。就在老街广场上，五分钟就到。”
五分钟其实走不到，因为要穿过无数的工地。粗大的水管搁在人行道上，等着埋入地下。房子围上鹰架，等着翻新。地面上的砖块被掀了起来，等着重铺。机器隆隆地震着地面。
后共产的威玛，在机器声中震动。
古街广场上，工人在铺地面。整个老街坊，都是青灰色的石板街，由一块一块的石头缀成。每一块石头，大约有两个拳头大，切割得不平整，显然是用手工敲的。
工人在地上打下铁桩，绑上细绳，铁桩和铁桩之间就拉出一条直线来。工人屈腿跪在地上，一手持锤，一手挑选大小适中的石块，把石块一个接着一个地排列起来；几千几万颗石块缀连起来，就成为一条当年走马车、现在行汽车的石板街。
几百年前路是这么铺的，今天还是这么铺，因为这是条老街。
进入老街之后，威玛突然换了面貌。好像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妇人把斗篷和面具突然摘掉，露出风华绝代的真面目来。躲藏在陈旧的建筑和震耳的工程噪音后面，是威玛光彩夺目的历史。
面对着广场的大象旅馆，只是一栋不引人注目的老房子，里面的陈设，有典型的公家机关那种保守和沉闷；可是就在这里，巴哈曾经夜宿，汤玛斯曼曾在这里写小说，用大象旅馆作背景。
走出旅店，眼角余光瞥见隔壁墙上刻着几行字：“从一七○七到一七一七年，巴哈居住于此。他的两个孩子在此屋诞生。”
向前信步走去，看见一栋huáng色的建筑，是威玛图书馆，墙上的牌子说：
“在一七九七到一八三二年间，歌德在此任图书馆馆长。”
歌德的家，就在五分钟的脚程之外。他的马车停在车库里，车库楼上，是他写作的书房，他的笔还搁在书桌上；他的chuáng，还铺着他睡过的chuáng褥。
踩着凹凸不平的石街，找到了尼采的家。也看到了李斯特的房子，还有他弹过的钢琴。
最后，还进了席勒的屋子，看见他的书桌，靠书桌边，摆着一张chuáng，是他临终的chuáng。
威玛的历史光辉，使人完全忘了有东德这么回事，直到这个席勒书房的解说员开始聊起自己来。
“对我来说，统一不但没带来好处，还让我遭了殃。”
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衣襟上别着名牌，“保利”。我们站在席勒的书架前。
“我有个严重智障的儿子，今年三十四岁了。三十几年来，我抚养他，帮他穿衣、系鞋带、喂他吃饭、帮他洗澡……在社会主义的东德，国家还算照顾我，有特别的津贴，工厂还有手工品让我在家里做，因为我不能离开儿子一步。”
几个浏览的客人走近来，保利停了一下。
“现在统一了，工厂倒闭了，我失业了，要申请什么补助得跑好多个机构；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申请什么，所有法律都是新的，观念也是新的，我觉得糊涂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