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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地狱边沿（5）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我对灾害的研究同样是一个混杂着痛苦和艰难的过程。我把这个过程叫做为“穿越地狱的行旅”。大地震中我是偶然地被遗忘在地狱门口，而这次则是我主动下了地狱，有一点“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劲头。
1983年chūn天，我着手组织唐山抗震救灾史的研究工作，其成果就是《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书。鉴于当时依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为自己确定了几条准则：坚持实事求是，要反映出地震前后的历史真实；要为后人多保留一些历史资料和可以借鉴的经验；要站在社会公众角度反映这场灾难，反映出人民的心情和感受。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太普通平常了，但经历过20多年前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想到，这些想法本身就承担着许多风险。值得欣慰的是，我在研究和编写工作中坚持了这些准则。这才使得《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书至今依然有着它的价值，依然为人们所看重。
研究唐山抗震救灾史，其中必然地会涉及、甚至要对中共唐山市委十年中领导的抗震救灾工作作某种总结和评价。但是，由于“文革”造成的分裂和影响，从市委机关gān部到各级党组织成员，对许多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为人们完全接受的看法或见解。“文革”遗风还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思想上。绕开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而如完全适应这些矛盾着是要求，同样不现实。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对我说：作成这件事，你得找一个后台！问：什么样的后台？答：胡耀邦那样的！我明白这话的意思：这件事太大，你根本不能做。后来出版社在接受书稿的同时，提出书稿内容必须由唐山市委审查通过，而我当时仅仅是普通院校的一名普通讲师。费尽周折，唐山市委书记指示市委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15个人参加的审查班子，其中包括原市委、地委主要领导以及唐山市的文化名人。我独自面对的这多位地位高、权势重的人。这几乎是矗立在激流浅滩中的15块大石头，我划着小船，无论碰上哪块都会翻船，掉下水去。而且，这15位审查者“文革”的关系，是分列在两边、甚至是对立的。比如，如何处理“文革”中就曾引发两派对立的原市委书记许某？是写，还是不写？对立、争论，根本不能形成统一意见。在第三次会上，一位原市委副书记讲：大家有分歧，说明书稿不成熟，还是等成熟了再出吧！这话就是要“枪毙”书稿。我不亢不卑，能接受的就接受，该据理以争的就争，当然也做必要妥协。苏锋、杨远、郭耀臣三位老市委书记给了我极大支持和帮助。他们三人单独开会，要我参加。苏锋同志说：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子平同志通过这一关，把书印出来，而不是找个什么理由将书枪毙掉！后来的情形急转直下，书稿顺利地通过了，也按时印刷出来。在纪念唐山地震10周年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书也开了我国地震社会学研究的先河。
我对地震以及一般性灾害的研究，从心理上讲，经过了这样两个阶段。起初，这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使命感，很少有现实功利的考虑。这并非是因为我没有功利要求，而是这种研究与专业基本无关。在对灾害的研究活动中，既有诸如经费、资料、时间、人力等客观条件方面的困难；更有研究过程中调查、思考、分析、写作等过程中的体力、jīng力和心理上的付出；我还要接受“不务正业”的责难和非议。但是，随着研究过程的深入，这种责任与使命感便升华为一种内在欲求和兴趣，成为一种难以自己的学术冲动，一种欲罢不能的动力。接连我又完成了几项研究课题。
1996年炎热的夏季中，我进入《灾害社会学》一书的紧张撰写，整日挥汗伏案。一日，思路正在十分酣畅之时，我却进入极度疲劳的状态。我感觉到一种承受力的极限，心里升起一种恐慌。这时，我忽地明白了：为什么科学史上总有那么多的科学家会倒在工作台上。这是因为，此时的研究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发自研究活动本身的、在理性基础上产生的带有qiáng烈情感因素的内心欲求。是这种欲求驱使着科学家继续做下去，停不下来，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时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全速前进的科学列车上，科学家与列车浑然成为一体。这时已经难以分清科学家在推动着科学列车的行进，还是科学列车在带动着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了。这是我的一种感受，一种体验，一种心情，并不表明我所做的事情本身有多大价值。这年11月底，《灾害社会学》初稿完成，对老伴说：“我真想哭一场！”
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走了出来。所以说，这是一次穿越地狱的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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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白介夫在北京市主管地震（1）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剪文声地震后，北京持续下了倾盆大雨，很多人害怕余震，在雨里待着，不敢进屋。市政府大楼里也是人去楼空，已经几乎没有人工作了。整座市委大楼里，只有白介夫和市委宣传部的一个人还在办公、住宿……
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四人帮猖獗，造反派把持着一些部门的权力，全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杂乱。掌权的造反派只重视“革命”、“运动”，对现实中的一些国计民生的大事却漠不关心，几近误国误民。当时，以技术gān部身份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调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主管科技的白介夫，工作起来困难重重。
“文革”中尽是怪事白介夫本来在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从事领导工作，1972年5月份领导临时决定把他从gān校调回来，为筹备一次全国性的科技大会。此次科技大会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当时开始重视科技工作，而且正赶上全国整顿经济工作。早在1971年8月24日，国务院科教组与科学院向国务院请示关于编制科技计划和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问题。报告提出会议主要就科技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和“斗、批、改”中共同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对制定科技长远规划问题jiāo换意见。为此，1972年8月10日至1973年1月10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大概是有史以来会期最长的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开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呢？会议的关键点是到底应该qiáng调反左还是反右。“文革”期间政治动态一直飘忽不定，今天批左，明天反右，忽左忽右让人难以把握。科技大会从始至终也没法定准调，一直想等着周总理把关、作结论，结果周总理最后也没参加大会。无奈之下，最后由纪登奎等作了发言，大会才草草结束。所以，会后有人讲这次的全国科技大会最终变为一场闹剧。
当时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是刘西尧和迟群，可真正说了算的是迟群。作为四人帮爪牙的迟群正得意，别提有多猖狂，他gān了不少的坏事，甚至对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也公开言辞不恭。事实上，这次大会之前就充满了左和右的斗争，在科技大会筹备小组中白介夫是支部书记，聂荣臻元帅的秘书甘子玉是支部副书记，筹备小组根据全国的科技情况作了一些调查研究，白介夫就参加了这次全国科学家考察队。考察中的大量事实使白介夫深有感触，他认为不能老讲假话，就如实写出内部简报，呈送给刘西尧和迟群。简报就整个文化大革命对科技工作的损害程度讲了真话，对此迟群恼羞成怒，把简报中一些内容狠批了一顿，并扣上政治大帽子，说简报把大好的革命形式描绘得漆黑一团。当时，写简报的同志十分担忧，就问白介夫：“老白，写简报有没有写成右派的？反映真实情况怎么倒变成右派了？！”白介夫无奈这种怪事，既然迟群不让讲真话，以后就不出简报了。其实，在“文革”中这类怪事很多，也就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