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rǔ负重，艰辛工作当我们乘车穿过唐山市区前往工作地点时，亲眼目睹了大量被地震破坏的道路、桥梁和建筑物，从内心深受震撼：平日里那么宁静的地球一旦发怒抖动，会有如此巨大的破坏力量，此时人类显得那么脆弱，不堪一击。我还是生平第一次闻到人的尸体腐烂所产生的气味，那是一种无法描述、令人呕吐的特别气味，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唐山地震工作队设在市郊的一个军用机场，在那里已架设了一些观测仪器。在原来的机场跑道上，架设了几十顶帐篷，成为工作和生活的场地。工作队队员来自四面八方，很多人是像我们一样自愿来的。除地震局系统外，机场还有少量其他部门的人，如上海电信局的工作人员，据说是乘飞机专程来协助通讯的。清晨，有时还能看到新华社记者坐在小凳上写稿件。
地震工作队的任务是监测余震，对大地震进行考察和总结。由于7月28日大地震前，未能发出临震预报，震中地区没有采取人员撤离等预防措施，造成巨大的伤亡和损失，自然引起社会，尤其是普通群众的不满和责备。此时地震工作者的心情极为复杂，真有一种有口难辩、忍rǔ负重的感觉，只能默默地坚守岗位，继续工作。然而，也曾感受过另一种较为宽容的理解。记得有一天我正在地震仪前观察记录，来了一位可能级别不低的军官，向我仔细了解地震仪的原理以及关于地震科学的知识，语气很和缓，显示出对科学的尊重和地震工作者处境的理解。在那段时间内，工作队队员们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从早到晚超过十几个小时。由于余震很频繁，测震组分析人员每天要处理大量记录数据；晚上通常是会商会议，讨论近期可能发生的余震，经常延长到深夜。这都是在没有行政命令情况下，大家自觉自愿地、无条件地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似乎是对未能在大震前作出准确预报的补偿。
当时的生活环境很不好，特别是自大震发生后到8月初那段时间，很多物质条件来不及准备，先把现场工作开展起来。例如，我们到达后，因行军chuáng都不够，只能在地上铺上芦苇席直接卧地而睡。整个机场只有一个无房顶的公共厕所，供数百人使用。自来水管也仅有几个，早晚只能简单洗漱一下。当时还是夏季，天气炎热，但洗澡是不可能的。直到10月份，解放军部队临时安装了野战军的流动式洗浴设备，才让大家享受了一次清洁。因工作和生活区苍蝇很多，大家一直担心传染病流行，除喷洒药剂外，我们每天用餐时都吃大蒜，试图预防痢疾。但后来，仍有部分同志患了痢疾，我看见他们拿着输液瓶进出厕所。我自己也没能逃脱，幸好不是很严重，服用几天药物后痊愈了，也许是因为我那时年轻、体质好。
尽管条件艰苦，队员们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工作，偶尔也有令人兴奋的时刻。大约在8月中旬，突然从参加野外考察的队员说，在唐山市区发现了由地震造成的地面破裂，测震分析组一些同志相约去观看。于是，我们设法找了一辆吉普车，轮流前往那个地点。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唐山市的吉祥路，道路以及路两侧的大树被地震运动切断、错开了，地质学上称为右旋断层，水平错动距离达将近2米。后来的野外调查发现，大地震后在极震区留下了一条长达8公里的地面裂缝带，我们在市区吉祥路所看到的是它的中心位置。这种由地震产生的大规模地面裂缝带一般是不常见到的，据说只有当震级达到6或7级才会出现，而在大城市内这样的现象更是罕见。现在回想到这个景象时，因专业兴趣还产生过这样的设想：假如在震后就在这条裂缝带两侧建立标志，长时间地用仪器测量裂缝带两边的相对运动，观察它下面的断层是愈合不在活动了，还是在继续活动。如果能坚持观测到现在，积累30年的数据，也许是很有科学价值的资料。地震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长时间耐心细致地观测，甚至要积累几代人的连续观测时局数据，才有可能在某一问题上有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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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唐山震后三个月（2）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预测预防，任重道远1975年2月4日辽宁省海城地区发生了7.3级大地震，震前专业地震工作做了准确的预测和预报，震中地区采取了预防措施，取得了较好的减灾效果。这是自1966年邢台地震后，我国地震工作者近9年时间努力的成果，当时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记得还受到一位副总理的赞扬。然而，仅仅一年半之后，在距海城约400公里的唐山，当人们还在熟睡中时，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受到7.8级大地震的突然袭击。为什么震前没有预测呢？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前兆吗？恐怕整个社会都在发出这样的疑问，而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回答的，但又必须回答的问题。地震工作者已从海城地震预报成功的喜悦中清醒过来，虽然这时候任何辩解都没有用，但用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总结失败的教训仍然是必要的。这也是当时唐山地震工作队的任务之一。记得当时我和局分析预报中心及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两位专家住在同一个帐篷里，只见他们不停地在收集和分析各种数据、资料，帐篷内堆满了材料、书籍，有些就装在麻袋内，两人每天工作到深夜，从他们严肃的表情中看得出其qiáng烈的职业责任感和沉重、懊悔而复杂的心情：究竟为什么没有预测出唐山大地震呢？
记得在唐山地震现场工作期间，河北地震局的一位姓蒋的小伙子向我描述过他的经历，唐山大震前他在唐山陡河地震台工作，并住在台内。1976年7月28日凌晨，因天气异常闷热，小蒋睡不着，就起来摆弄半导体收音机。突然间，他感到大地在摇动，本能地从心里叫一声：不好，唐山大震来了！就立即快步移动蹲到墙角下，躲过了随后塌下的混凝土房顶的袭击。据说，在同一时刻，住在另一间屋内的一对职工夫妇也是从梦中惊醒，以类似方式避开了厄运。我想，这个实例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因职业和有知识的缘故，他们一旦感到大地的摇动，立即意识到是发生了地震，而且知道就是原来预计的唐山地震；第二，在地震袭来的瞬间，他们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迅速采取了适当的紧急避险、自我防护的行动，显然是铭刻在心的防震减灾意识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也许还有其他偶然因素，但上述事实是真实而有说服力的。
我还记得大地震后的另一种景象。7月底我们到达北京时，到处是用塑料、木板搭建的防震棚，人们担心还有qiáng余震会波及影响北京，夜间不敢在房屋内睡觉。这样的景象居然一直持续到10月份，涉及几百万居民。而在三里河，当时的分析预报组会商会议依旧在大楼内举行。我们在出发前往唐山前，一直住在招待所的楼内，没想过找个帐篷或其他防震棚；还听说住在中关村的顾功叙、傅承义等科学家固执地不搬出楼房，始终居住在家中。我想，大地震后地震工作者与普通群众之间在心理和行为上差别可能与是否具有地震科学知识相关，正确的科学知识会使人类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产生战胜恐惧的力量。至少在我的意识中，认为唐山大地震后的qiáng余震一般至多为5或6级，不会对160公里外的北京再产生破坏，没必要遭受居住防震棚的艰苦。而当时的北京群众可能是不敢相信地震专家的判断了，因为我在去唐山前，拜访了几位过去在宁夏认识、后来返回北京的朋友，劝他们不必住防震棚，但他们对我的解释半信半疑，仍然不敢立即搬回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