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大脚趾被窗台上的碎玻璃划出了血，其余无恙。父亲去寻那与爷爷奶奶同住的我的几个姐姐。大姐险些被倒在炕面的整堵“中间墙”压着，幸好在墙倒之前已经抽身。爷爷去开屋门时，门轴早因门框的走形转不动了，才想起跳窗自救。这么一耽搁，还好，地震停止了。因当时的住房是苇草铺排的房顶，上盖较轻，只是明暗之间的两面墙消失，侥幸没引起房倒屋塌的后果。回味这瞬间惊险，全家心惊肉跳。
很多人摸黑来到距房屋远一些的街道上，互相庆幸着死里逃生。可村里不时传来嚎啕声。看来不是都那么幸运。大队部旁边高挂的广播喇叭，平时经常惹人烦躁，现在因为断电，悄无声息了。负责广播通知的，是一个被众人称为“老大”的鳏夫，此时手举大号硬纸筒，呼唤着赤脚医生的名字。硬纸筒每响一次，众人都要谛听到底让医生去谁家。而短暂的静寂之后，便又有几声哭叫。硬纸筒播出了数十家的名单，那个扎着短辫的女农医怎能忙得过来？
盛夏季节夜短，天渐渐亮了。爷爷和父亲不顾尚且存在的危险，小心翼翼地踅进破败的房间，打算找些充饥之物。大街上立刻传来高嗓门的喝骂：“那是谁还敢进屋？不要命了！”我听得出来，这是生产队的gān部在分工巡视。尽管态度严厉，现在想来，毕竟是为了履行职责。灾难降临，小小的生产队包括会计保管在内，都在先公后私，捍卫着全队社员的生命。
农村的孩子没有暑假，那是被麦秋和大秋两个农忙代替的。我偷偷让姐姐去为我寻拿书包，要去上学。姐姐不敢，去跟母亲“告状”。母亲边裹伤趾边说：“听这阵势，你们的学校还会有么？”后来复学时，我深深佩服母亲的“卓识”，她怎么知道我们学校的几间瓦顶校舍全部趴架呢？
我穿起一件大褂子，如同大人踱步，沿街走着看着。脚下多见裂开的地缝，不免让人恐惧。除了少数草顶房屋，大部分建筑都已不甚完整，勉qiáng站立的也是缺边掉角。听人们议论说，村里的公益墓地已经太挤了，经大队gān部紧急商议，就在河堤内侧底部一字排开，权且入土罢。哪里还能讲究棺椁厚葬？绝大多数都是席片一卷，草草掩埋。那天的农历是七月初二，过后每到忌日，阵阵的哭声和飘飞的冥币便笼罩着整个河滩，让人不忍去听去看。
10岁的我，已经有了难过的感觉。这也确实让人压抑。见面的伙伴们jiāo换着信息，诉说着一个个遇难同学的名字，接着便是满眼泪水。据说，几乎没有被房屋倒塌时飞落砖石砸中而离世，大多都是在废墟中窒息而死。有一家姐仨个，两个是我们同学。浩劫袭来时，父亲在外地上班，娘儿四个全被捂在倒塌的砖石木料堆中。她们还曾有过对话：“妈，这是咋回事啊？”“咋回事，这就叫天塌地陷……”可是，随着空气渐渐稀薄，三个小姐妹都没挺过来，只有母亲被“刨”出了一条命，这些经过，都是听这位母亲含着泪水、哽咽着诉说的。我的同学谈起时，还想到这样一件事：前一天，他“欺负”了姐妹中的老二，被老师好一顿狠骂，因天色太晚暂且被饶过，但老师要求他第二天上学时，首先要给人家道歉。可现在……这才叫无法弥补的遗憾，终生的遗憾，隔世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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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唐山地震大10岁（2）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每家每户都搭起窝棚，仅够容身。街面上，也用生产队打场的大块苫布，攒成如两间房般大小的帐篷。此情此景，“家庭”的界限已经不是那么严格，任何一个男女老幼，都可在此闲坐，和睦融洽，苦中求乐。锅灶大都无法使用，由队长分派，街头支起了硕大的铁锅，烙开了“集体饼”。生产队的一头老牛被砸死在饲养棚，每人还能分到一小份牛肉。不过，缺油少盐的，没觉出怎么好吃，尽管那是第一次品尝享用这种美味。
傍晚时候，又发生了一次大的余震。此时我正在屋后的水塘边，看那些不时蹿出水面的泥鳅。余震来时，只见水塘如同端不稳的大盆，水在里面摇摇晃晃，微波溅到我的脚面。泥鳅、蛤蟆，叫叫跳跳，闹得更欢了。它们大概也想逃命吧？你还能跳出这汪水塘么？脚下的裂缝，似乎增大了宽度，吓得我不敢看。扭头望见了房顶，“哗哗哗哗”，苇草草把jiāo叉错落，搞乱了本该齐整的秩序，甚至扭曲得不像样子。余震停止，房顶恢复平静，竟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我深知，那里面已经乱了套了。
小小少年，本不该承受如此变故，可数日后，更远的消息一点点传至小村。唐山，平啦！死伤不计其数。原以为震中就在附近，因为村子里“走”了那么多人，加上邻近各村总数，够惨的了！谁知道关于唐山的传言是真是假？一些在唐山有亲戚的人家便开始坐立不安，而这时，有个在唐山市里上班躲过一劫的乡亲，以步代车回家探望，证实了这残酷的说法。那人还说，刊载新闻的报纸无处寻觅，不过已经恢复送电的公社大队，开始收听电台的广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唐山、丰南一带发生qiáng烈地震”……相比之下，本村让人心颤的厄运，便也微乎其微了。电波飞向全国各地，远在江西谋职的叔婶听得愣了神。婶的老家正好是丰南，双方的故园都被划为震中重灾区。思维醒来后，更是肝肠寸断。灾区的邮政尚未恢复，平日写信的联络方式如今暂不能实现。只能惴惴地等待。那感觉……
与世纪同龄的70多岁的奶奶，此时便开始念叨市里的亲戚。父亲骑上那辆“国防”自行车，带着足够的gān粮，上路了。当时的市区号称“100万人口”，我家的几户亲戚累计一起，也不过二十多口人，但足以让人牵肠挂肚。傍晚父亲就返回家中，神情沉重了些，带来的消息吉凶各半，并说这已经相当不错了。亲戚们讲，震后的日子里，眼前随处可见堆放的死尸。徒步跑来的解放军战士进驻后，清理废墟，救出伤者，将遇难同胞集聚一处，等待车辆和直升飞机运走处理。医疗队有条不紊地救助轻伤员，伤势严重者统一转至外地。死伤数字渐渐上升。救助清理基本完成后，官方宣布的统计数字是24万遇难，16万重伤。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这数字实实地砸在耳朵里，震得生疼。
不久要恢复上课了。自带马扎、小凳，坐在没有屋顶和四壁的教室基座，开设露天课堂。经过灾难洗礼的小学生，还在回想着那熟悉却永远消失的面孔们，不再嬉闹，听起课来全神贯注。该是一种珍惜吧？对学习机会，对友谊，对生命。
也有支农劳动课。我记得对小学生，最适合的活计是捡棉花。棉田垄沟里，不时露出一座座小“沙丘”，那是大震时翻浆遗留下的痕迹。中间休息时，带我们劳动的妇女队长，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轻松地讲故事。她家的孩子比我们略大，也在河堤下长眠。从此，她便改变了性格，持续了多年沉默寡言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