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居住的院子是一个由四面二层楼围起的闭合空间，整个院落空地不大于15×35米，用现在观点看，几乎根本不能满足疏散要求。早几年因上级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及“深挖dòng”，全院老少在院中央挖了一个防空dòng，现在看来院墙未倒真是幸运，如果倒下来一切将不复存在。那是如此简陋的防空dòng，其顶竟是我院早先的大铁门，基本上没有疏散距离及可休息的空间，但难以想像全院几十人竟先后在此待了几日。而后，由于中央及天津市委的指示，我们才告别这危险的院落。我家先后在天津海河边、我母亲的学校操场等处盖起防震棚，大约一年多以后才搬回修复后的老住所。
在台湾遇到第二次大地震其后，我被充实到建筑行业，分配到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在这人才济济的单位做了一名汽车修理工，应该说从那时就在关注着城市的修复建设中度过。198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更使我自然地将城市安全纳入项目设计之中。迄今20多年中，曾多次去过唐山市，参加过十多次天津、唐山、北京、上海等地不同规模的防灾减灾会议，也作过近百次不同规模的安全讲座，恰恰方便结合所设计的工程思考防灾减灾设计。1986—1988年我参加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工程，我所承担的亚运会南小区（整个亚运会动力源）电气工程设计，就大胆尝试用可靠性理论构成网络，从而做到对安全设计心中有底。而后1994年受外国专家局委派赴瑞典参加灾害管理及风险评估国际研修，更让我在防灾减灾上前进了一步。在我的文稿中如今可以找到十几篇在每年“7.28”前后发表的纪念文章，虽然迄今中国未将“7.28”视为“国难日”也不赋予其主题词，但它更让人思考，这不仅是指就唐山说唐山，更是指要结合国际大灾与唐山联想。
虽然我已算是唐山大地震的间接亲历者，本人已步入了防灾减灾事业，且在致力于公众安全文化教育及灾害忧患意识的普及方面不断探索。但有一次经历让我难忘：2002年北京组织赴台防灾考察团赴台北期间正赶上一次6级qiáng烈地震，它不仅让我忆起唐山，更看到有无安全文化教育的差异。5月15日正值“海峡两岸大城市灾害防御研讨会”进行大会学术报告之际，会议在台北市防灾科学教育馆十层学术报告厅举行。大约上午11时42分，大地突然qiáng烈地摇晃起来，动感十分显著，人基本不能站立行走，坐在座位上也必须抓紧扶手，地上的花篮都被掀翻了。面对此情此景，学术jiāo流仍在有序地进行，全场120名听众基本上无紧张神态，有些骚动的倒是北京减灾专家代表团的一些同事。对此，我为当时的情景拍下了一幅照片。整个地震时间大约持续了25秒。这是我亲历的记忆深刻的第二次大地震（第一次当属1976年7月28日在天津）。11：50左右，上午的学术报告结束了，专家代表们才用手机向各地拨打电话。据悉，整个有线与无线系统中断不到五分钟。中午12：00，台湾气象厅便报告说此地震震中在距台北市仅60公里的宜兰海上，震级为6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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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与思索（2）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正视我国灾害现状和安全文化教育的差距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到来之际回忆这些经历有何意义呢？我以为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要唤起国民的防灾减灾及安全文化意识，最大限度地激发起中国在推进防灾减灾教育上的动力，因为迄今为止的几百年中外灾难史中，尚未有像唐山地震那样如此惨烈的“灾事”。作为一种思考，集中在如下几方面：其一，该正视两个“100万”。30年前的7月28日，中国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顷刻之间，246万人丧生，一个百万人口的工业化城市化为乌有。对于中国唐山大地震，国外学术界一直认为是20世纪人类最为惨烈的自然巨灾。如今，我国虽然一个个叫“震生”的孩童已步入而立之年，但客观地说，人们能有所记忆的仅仅是1986年唐山大地震10周年时钱钢先生发表的报告文学，而在其后年份的“728”，多数媒体对这样一件大事却基本上保持了令社会各界十分尴尬和对公众十分有害的沉默。面对日渐频发的事故灾难，我们在一次次反思，但发现最弱的却是对国民安全文化教育欠缺的足够认知。对于已经到来的“728”，中国灾难史上无比沉痛的一页，我们该如何真正走出yīn影。该正视中国的“两个”100万：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使100万人口的城市顷刻间化为乌有；同样，2004年，全国有100万个家庭因各种事故遭遇不幸。2005年6月，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公布的一组惊人数据，bào露了城市的脆弱性：2004年在全国GDP达到136万亿元的同时，也有136万人死于事故。全国人口有13亿多，差不多每1万居民中就有一个人死于事故。2004年有70万人因事故伤残，再加上职业病造成的影响，2004年因事故伤亡的就达100万人，也即一年中有100万个家庭因事故导致不幸。
其二，该进行中外安全文化教育差距之比较。自2003年末至今，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游船翻沉、文物烧毁事故等，被媒体通天热炒，已是一种社会防灾预警的觉醒，但仍需要对比中外公众在安全文化上的差异：（1）中外公众的不同生命价值观。西方人——“惜命如金”、“珍视健康”；中国人——推崇“不怕苦，不怕死”，人的安康往往置于“事业”之后，从而导致了对生命的“无视”与“践踏”。不少事故源于“要钱不要命”；（2）中外公众的不同行为文化自律性。西方人——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表现出自觉性及自律性，qiáng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力；中国人——从古人至今更多地qiáng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极不适宜现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是频发“三违”现象的文化基础；（3）中外公众的不同的“生命文化”原则。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过多地宣传了“国家财产第一原则”，所以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安全原则格格不入；（4）中外公众的不同安全技能观。西方人——美国早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现在还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上。2003年非典至今，全国共举办过几十万人参加的近千次各类防灾演习，但每每事故惨剧bào露出的问题还都是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的问题。它告诫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系统地开展公众安全文化教育。
具体讲，要提高我国国民的公共安全防灾文化意识还至少必须关注两点：一是政府对公共安全职能的定位。无论是新北京、新奥运，还是全面小康建设，公共安全问题都成为人们的公共需求。按照美国学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温饱及生理需求满足后，安全生存已成为首要目标。公共安全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不仅是一种需求，更成为一种文明标志，为此应成为考查政府绩效的关键指标；二是该告之公众的是安全是人们做事的前提。安全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读并实践它正是当今遏制公共事故危机的良方，其关键点在于不要“就事故论事故”，而是要从更高的文化层面去剖析事故灾祸的发生背景中人为致因的种种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