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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中绽开的花（3）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为了修复工厂的变压器，电工班的同志顶着烈日一gān就是一整天。可谁又知道，电工班里有两位工人师傅的家人在地震中遇难，他们只是把死者简单地掩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就这样，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厂房被清理gān净了，机器设备能够正常运转了，供电供水恢复了，运输用的车辆可以行驶了，原材料也准备齐了，生产即将恢复。在开工动员会上，一个活泼俊秀的青年女工提出了一条建议：工厂是在抗震救灾中恢复生产的，为了展示全厂gān部职工的jīng神风貌，我们应该在厂区摆上鲜花。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可是，到哪里去找花呢？“到我家去挖吧！”一个男青工态度踊跃，“我父母在院子里种了一畦月季花，这次地震压坏了一些，可还有不少仍然活着。”我们便和厂里的几个同志一起去他家起花，方得知，原来这个小伙子正在追求那个提建议的女青工。于是，大家便和他开起了玩笑，说他是把劫后余生的“福花”献给了心上人，夸他献花献得正是时候。开工的那天，工厂被这些鲜艳的月季花装扮得漂漂亮亮，大家可高兴了。
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现在，每当我想起自己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那段经历，心中仍然会发出许多感慨：严重的自然灾害无疑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生命的希望就像自然界中的小花一样，只要能够经受住灾难的考验，就会更加坚qiáng、充满生机。在科学不断发展的今天，我相信，人类一定能够总结出抵御自然灾害的经验，把灾难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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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唐山地震（1）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苏叔阳那一天，我被释放回家，是因为我荣幸地成为抗震救灾医疗队第七队的成员，而且官居“大队秘书”，管理医疗器械、手术安排、队员的食宿以及一切意想不到的杂事。这是我有生以来做过的最有实权的职务，也是我最觉光荣的事情。
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刚从难挨的闷热中睡着，就被一阵猛烈地摇晃惊醒。我大叫一声：“快走，地震！”抱起熟睡的小儿子，拉起懵懵懂懂的大儿子，跑出我们的小屋。妻在后面紧跟着，还顺手抱起一件夹被。我们跑过院子，在狭窄的过道里，邻居码在窗台上的蜂窝煤纷纷倒下，砸在我头上、胳膊上，我紧紧护住儿子的头，还以为是房倒屋塌，心里莫名其妙地升起一股悲壮感，我真是个不可救药的好动感情者。院外的小广场上，已经有邻居们跑来，粗壮的古树连枝带叶都瑟瑟发抖，脚下的土地像是颤动的棉被让人几乎站不住脚。我看看四周，只有这小广场还比较宽敞，街上是无法存身的，单是两旁的住户就会把它塞满。天还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幸亏妻带出了塑料chuáng单和夹被，蒙在孩子身上，可以避避雨。不知是学校的哪位负责人（当时我们住在一所中学的宿舍里），动员大家平整出一块平台，又搭起临时的帐篷，让人们躲进去，这才平息了暂时的惶恐。天明时分，震动小了，大家纷纷回家取出一些必要的衣被和吃食，准备在外面待几天了。
我急急忙忙去上班。那时候，人们仿佛组织纪律性特别高，因为稍一松懈，就有被打成“反动分子”的危险。我不知道此一去，竟然多日不归，让妻和孩子们面对突来的灾难。
来到学校，见教研室的同事们都严肃之至。我的顶头上司吩咐我去支援解剖室，将存放在地下室的尸体标本放到安全地方。我高高兴兴地去了。如今想起来，那天支援队里的朋友，几乎都是各单位“另册”上的人物。我们只配和死尸打jiāo道，而那些“左派”都分坐在书桌旁、树yīn下“值班”。搬完了标本，我又被派去修理危房，给那些墙壁砌上“卧牛”。我的那些“革命派”同事，依旧“值班”或者备课。单单从他们将救灾的劳动视为惩罚，就说明“革命派”是怎样的不革命。
那一天，我被释放回家，是因为我荣幸地成为抗震救灾医疗队第七队的成员，而且官居“大队秘书”，管理医疗器械、手术安排、队员的食宿以及一切意想不到的杂事。这是我有生以来做过的最有实权的职务，也是我最觉光荣的事情。今天我愿意写这篇短文就是这自豪感的表现，虽然我们的医疗队什么也没做成，但有过这样一个编制，我是这编制中的一员，便足够我咀嚼一生。那些指派我这个医疗上的纯粹的外行担当如此专业职务的人，我鄙夷你们。你们将救灾视为惩戒，将救人看做“脏活”，把这样神圣的事业jiāo给我这样你们认为的“不可靠的人”，是何居心呢？是准备让失误打倒我自己，还是让我光荣牺牲在前线？岁月已经将这一切洗成淡白，除非真诚的悔悟，那些“永远的正确者”决然不会想到在几乎灭顶的灾难前，他们的作为是何等的卑鄙。
我回家收拾行装，匆匆作别家人，和我的队友一起出发由天津转道去往唐山。我们坐汽车去天津，一路上看见地震洗劫的痕迹，天津受地震波及的影响比北京大得多。进入天津市和平区，冷冷清清，马路两旁的楼房有的裂开了缝，有的震掉了门窗。我们从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登上火车，原以为此去直奔唐山，我也急忙忙把口罩、手套发给大家。谁知，火车开了没一会儿便停下，停下便没有走的迹象。那时没有手机，也没配备无线通话器材。队长（他是位好医生，如今已去往天国。愿他的灵魂安息）和政委（我同一个教研室的倒霉蛋，许久未见，祝他健康）急得团团转，许久，才有人传达命令，要我们原地待命，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队长这才松了一口气，命令大家清点器材、药物，分别按照手术室的规格做同时进行两套手术的准备。政委又命令，做完医疗准备之后，男女队员分开住进不同的车厢。这么一进行临战准备才发现匆匆组队的弊病。我们的队员由于“政治第一”的原则，大部分是我的伙伴。主要是妇科和儿科的医务人员，只有不超过三位的外科医生，护士居多，医生较少，主任级的医生如凤毛麟角。手术室的规矩是不能马虎的，在一位外科医生的指导下，好不容易整备完毕，我在小本子上又是写又是画，把我平生从不知道的学问囫囵吞枣地装进肚里，乞求救主不要让我犯错误，那可是人命关天哪。收拾好这一切，才发现，整备了两间手术室，队员的宿舍就只剩下了一间半车厢，那半间是车尾的“信号间”，就是与沿途的车站打旗语的列车员休息的小车厢。于是那间大车厢当中拉起布幔，男女分开。又分出上下铺，年事稍高者睡下铺，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则须登高而卧（那年我不满38岁）。那半间，是队长和政委的宿舍兼储藏室。我这样唆地说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是为了说明这支临时仓促组队的救灾队伍，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工作的。临战的整备，让队长和医生们着急，队长命令从明天起，全队紧急演练，由外科医生指挥和上课。而我，除了跟大家一起演练外，还要解决全队的一日三餐和饮用及洗漱用水。车停在漫荒野地，离我们最近的天津站的一家小工厂也有几公里的路程。感谢那家工厂的工人弟兄，在那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答应为我们提供水和饭食，又借给我们一辆小推车，往来运送。那是8月中旬，正是骄阳如火时节，队员们每天紧急演练，又在附近的农村找来一些伤病员，救人和备战两不误，其艰苦可想而知。伙食虽难称丰美，不过是烧饼、冬瓜汤，但那时也就算不错。惟其水成了大问题。道岔边有个给火车上水的大水管，可我不敢用那里的水，万一有位队员出了毛病，那就是“破坏抗震救灾”呀。于是每人每天三杯水，还要争取节余，给女队员晚上擦洗一下。队里有位主要的医生，如今是位大专家了，是位回民。他自己从不提出应当提出的要求，又要感谢工人兄弟，他们知道了这情况，每天都准备下回民餐。这让我至今欷，不知这可心的关切是否还如chūn风一样遍地chuī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