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后，号称世界第一大自行车城的天津卫涌现了一片奇观——数以百万辆计的自行车倾城出动。天津市区及其郊县人口近千万，先是以青壮年男人为主力部队，挨门挨户探亲访友问平安，紧接着姑娘媳妇也出动了，然后凡是有车可骑的人，骑得动自行车的老人们也奔上了大街，别说是直系亲属，就是平时走淡了的亲戚，疏于来往的朋友，这会儿都想起来了，都得去看看呀！伤着人了没有？有嘛困难没有？楼上不敢住住我们家去我们家住平房……
那年头没电话，自行车轮子就是电话线！没手机，至爱亲朋双手紧握才是真情！没有电脑、电子信箱，人到了、礼儿到了、见面了、放心了、脸儿笑了、热泪流了、你来看我了、我一定得看你去……嘛叫至亲骨肉呀，嘛叫莫逆之jiāo呀，嘛叫感情呀，嘛叫惦记呀，嘛叫哥们义气姐们情分呀，赶到大事儿上才看得出来呀……
立体城市变成平面城市我们经常惋惜当年没有照相机和摄像机，未能把震后长达四五年的天津城的模样拍摄下来。
天津是仅次于唐山的重灾大城市，但天津不同于唐山。唐山震成了一片废墟，只待时日重建，灾民统一疏散统一安置相对而言目标比较明确。天津就不同了，仅市区人口差不多就是唐山的五六倍，高楼大厦更是不胜枚举。地震毁坏建筑物的程度不同，但是市民们吓破了胆儿，所有住楼房的人都不敢回去居住了，所有的开阔地都搭设了“临建棚”，不仅体育场、街心公园、学校操场、小广场全都成了“临建区”，比较宽阔的大马路两旁也见缝插针盖满了小房子，马路中间留一条窄窄的“一线天”，车辆慢行才能勉qiáng通过。当时流行一句俏皮话“天津三大怪，自来水腌咸菜，恒大烟见抽不见卖，汽车不如自行车跑得快”头一怪指的是引滦工程之前天津人喝咸水的苦涩，第二怪反映了市场物资的匮乏，第三怪就是指公jiāo车在“临建”迷宫的艰难处境了。
高楼是城市之树。虽然是“灰色森林”，但若没有一排排找高空要生存空间的水泥之树，城市人就没有借以栖身的居所了。然而，立体的城市一下子变成了平面的城市，600万市区人口齐刷刷地全都像是从“树”上爬下来的猴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地面动物”，形成了人类城市史上一道独特的奇观。
这道独特的奇观一旦出现就难以清除，临建棚在大马路上一待就待到了80年代初，而且还不断地升级换代和扩大阵容。
中国人对于苦难的忍耐力堪称世界顶尖，天津人又是中国人中的乐天派，最能够随遇而安苦中作乐。
时势造英雄，地震后天津所有的中壮年男人乃至青少年学生都变成了建筑专家，原本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没有握过瓦刀的，时间不长人人学会了盖房子，呼朋唤友你给我家盖我给你家盖家家户户去盖房。那时候的人们不懂得雇佣关系金钱jiāo易，主家只需管饭即可，满城皆是“建筑队儿”，那种全民盖房各取所需的壮观景象堪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
随着季节的变幻临建棚在不断地改善。开始时只是找来一些木棍竹竿之类作为支架，蒙上塑料布即成。随着天气转凉，特别是11月15日发生一场qiáng烈余震，又倒塌了一些危房，市民们便不得不为在大马路上过冬而从长计议。
记得发生那次qiáng烈余震时，我们正去看望先生的伯父母，伯父母家的“临建”搭在宽阔的南京路边。当时大家正坐在路边聊天，忽地一下子只见马路对面不远处一座四层楼轰然倒塌，冒起冲天的烟尘久久不散。幸亏那座楼里的人早已走空，不然……听说有不少楼房都是在大震后的余震时倒塌的，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回到楼上去住呢？
于是，“临建”不断地升级换代。塑料布棚之后是“荆笆棚”或“竹笆棚”。
第三代“临建”已经摘掉了“棚”的帽子，晋升为准备打持久战的正式砖房了，很多小屋盖得挺讲究，人们在大马路上铺散开来安营扎寨乐不思蜀了。
公共卫生问题，jiāo通堵塞问题，火灾危险问题，城市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秩序……诸多对于政府部门来说难以解决的大事，市民公众却早已习以为常乃至浑然不觉，即使是知识阶层也很快地就适应了满马路泼脏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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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后的天津城（3）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更让政府头疼的是“临建”数目的疯长。过去，天津市民住房困难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特别是贫困阶层老少三代住一屋的状况非常普遍。“文革”一拖就是十年，企盼单位分配住房已成泡影，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何处有个片瓦遮身立锥之地呢？
这回好了，在父母的“临建”旁见缝插针再搭一间房子并不难，满城的废墟，扒一些砖头，旧门旧窗，单位领导也乐于帮助职工解决困难，提供一些水泥沙子木料房檩什么的，呼朋唤友小哥儿几个忙乎一天，得，结婚的新房就落成啦！紧接着，乌哩哇啦娶媳妇！再接着，婴儿呱呱落地啦！家家户户大儿子办完喜事二儿子办，“临建”如雨后chūn笋扎堆儿疯长“扩军”到后来邻居们在“临建”的缝隙中只能侧身而过，大家都理解呀，将心比心家家如此呀……
在长达四五年的岁月中，乐天派的天津人在脏乱不堪拥挤过度的“平面城市”里，照样过得有滋有味，养鱼种花包饺子捞面老人做寿孩子过满月一样儿也不耽误。也发生过几起火烧连营的大事，人们在震惊之余谈论几日也就心存侥幸高枕无忧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筑专家李瑞环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副市长到天津上任。听说他带来了中央调拨的亿元震后重建城市专款，然而他面临的是全城满目疮痍的空楼和蜂窝蚁巢一般茬满地面的“临建”。
倘若发生在今天……
近期中国京津地区还会发生大地震吗？这是个谁都不愿意提及的话题。
然而，倘若真的再一次发生将会怎么样呢？30年后的天津城的应激机制，比起30年前来又如何呢……
天津人的承受能力比当年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一旦发生大灾，天津的社会治安还能够像当年那样好么……这是一些更为敏感的话题。
首先是商品房建筑质量的抗震能力问题。
虽然房地产开发商们言之凿凿保证房子的坚固，但是大家都知道如今什么检验关口都是可以用钱去打通的，玩命追求bào利的开发商们肯在建筑材料的抗震性能方面提高成本么？如今满城都是私有化了的商品房，一旦震塌了，几百万人住到哪里去呢？
说到商品房，中国第一位把商品化理念引入住房领域的人当属李瑞环，但他到天津试行住房商品化的前提仍然依托于计划经济体制。
他到天津上任后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若想重建城市必须消除“临建”，而若想消除“临建”又必须先让老百姓有房子住。于是，这位曾在50年代投身北京“八大建筑”工程的风云人物，以内行姿态指挥城建系统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经过普查对可以修复的房屋做加固修复，动员有家可归的市民重返住室；另一方面以“政府令”式的权威冻结了全市所有完好无损未及分配的新房，从而找到了可以统一调动的“周转房”，让“临建王国”的居民先住进去借以腾出马路等城市空间。当时还没有私有住房和民营房地产开发商一说，房子一律姓“公”，新楼房都是属于各单位各企业为其职工“福利分房”而建的，因此政府行为无人敢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