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有人曾经这样问过我：你这几年写的如《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和《根本利益》等作品，为什么都是带着qiáng烈的批判性呢？为什么揭露黑暗面的特别多呢？我还真没有认真想过。过去写这样的作品时，纯粹是凭着一股激情和真诚，当看到某些社会现象非常痛心或压抑我时，就去挥笔急就，一说痛快而已。可此刻我猛然醒悟：这大概跟我过去喜欢冒险，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和气质有关吧！
可不是嘛！
石野啊石野，你是不是在重复另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不不，石野就是石野。他还年轻，还处在探求阶段。他的路仍然不是太明确。不过有一点我能相信：作为一位政法记者，石野走的路，石野付出的勇气，石野投入的热情，正是我们当今这个社会极其缺乏的。我之所以称他是一把明铮铮的利剑，是因为在一个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里，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善良与憎恨的东西同时存在着，一些十分猖獗的丑恶社会现象还很严重，得有人去管，有人去勇敢地面对和揭露。需要像石野这样的斗士去战斗，才能使得我们的这个世界少一些恶瘤滋生。
石野做过的事很让人敬佩，也非常有价值。读他的战斗经历，就像读一部惊险的小说。人们有理由像我一样相信，挥舞战刀的石野，一定会在未来的生活中不仅有勇气，而且充满智慧，因为斗争的严酷性需要每一位战士学会聪明。
石野会更好样的。人民需要这样明铮铮的利剑。时代需要这样明铮铮的利剑。
（何建明，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曾两次荣获鲁迅文学奖，现为《中国作家》副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根本利益》、《中国高考报告》等。）
序自序：刀尖上的舞蹈
邪恶是最深的黑暗。我的十年政法记者生涯就像是十年抗战。一次次铤而走险的揭幕犹如殊死的搏杀。十年，我生命的青色被渗透太多的色彩，这应该是有别与其他人的。十年，我默默而又固执地抗争和奋战，为那被青chūn的热血点燃的梦想。独自承载的压力和苦闷，仿佛是无止尽的——那是坠入黑暗深渊的黑。
我没有文凭没有背景，面对陌生而喧哗的城市，赤手空拳打天下，梦想过上美好而体面的生活，也想让自己的青chūn和梦想更加绚丽，但除了热血和憧憬，除了心头那挥之不去的美丽梦想，我一无所有。几经挣扎和拚博，我这个从没进过大学门的农家子弟终于成为一名为民请命的政法记者。在弱势面前，我奔波；在冤屈面前，我呼吁；在邪恶面前，我举笔，可我最终却一败涂地。蓦然回首，有的只是淡淡的哀愁和悄然风gān的泪痕，还有内心深处的不甘和抗争。
过去的一切和正在发生的一切，就像燃烧过的时间，留下的只是轻烟和灰烬。是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只不过是一个从不被人关注的流làng记者，只不过是一个被各式各样的诬蔑和谣言所包裹的局外人。在繁华的都市，在贫乏的乡土，我的努力和坚持只是希望人世间的冷漠、懦怯、愚昧、丑陋和邪恶随风飘逝，我的呼吁和奋斗只是希望弱势群体能享受公平得到善待。
永不妥协的批评态度源于弱势群体痛苦悲愤的呼声和求助，源于他们冤屈的灵魂。只要你是一个有良知的新闻记者，当你参与并经历，你不得不沉重。
2004年chūn，江苏的一位读者曾在我的手机上留言：石记者，如果没有你的执言仗义，我苦难的日子不知何时见到天日。是你的关心和帮助温暖了我生命的亮色……
为了这样的话，我宁愿在刀尖上舞蹈，危险而又疼痛。没有比这种优美拥有更深的残忍。
个别传媒和记者的良知早已被世俗和权钱所湮没，虚假、媚俗、“chuī喇叭、抬轿子”、溜须拍马，见“赵公元帅”就拜，甚至颠倒黑白、诽谤、诬蔑……这些可怕的邪气像幽灵一样腐蚀着一小撮无良记者。忽视平民和弱势群体成为当前中国传媒界的可怕现实。不久前，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曾对此严厉指出：“记者的高尚在哪里？就是站在最广大的公众利益、弱势阶层一边！”风云记者王克勤为此也曾痛心疾首：“钱虫和官虫是当今传媒界的两大弊端。传媒应该维护社会良知！”
真正的传媒人绝不会因为一两只苍蝇而迷失新闻方向。因为说了真话，揭露了黑幕，尽管我曾遭受过自己的报社和个别同事的打击、报复、诬蔑，尽管我被迫以自诉方式走上法庭，但面对邪风腥雨，我从来就没有妥协过。我的使命和责任就像彩虹一样横亘在雨后的天空。“中国记者的责任感、职业良心和使命感不会因为个别记者的违法乱纪行为而消磨。我们会忠于自己的职业理想，为社会正义做出努力。”揭开山西繁峙矿难黑幕的《中国青年报》首席记者刘畅道出了我们的心声。
我站在刀尖上，开始一种锐利；我站在风口上，开始一种审视。对待一个包“二奶”的同事，也是如此，以至对方恼羞成怒采取极为恶劣的手段攻击我，还有他后面那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黑手。诽谤，像箭一样刺痛我；诬陷，像毒草一样纠缠我，连同我那劳作于乡土的慈善父母。我在这恶魔般的网里苦苦挣扎了五年之久，经受着苦难的折磨，为自己抗争。这就是我的那宗全国首宗记者自诉案。它留给我的忧郁与沉痛，无奈与愤慨，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这则曾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官司消耗了我太多的jīng力，遭受到如此多的谩骂和诬蔑，在中国新闻史上更是史无前例的。
面对邪恶，逃避是最可怕的。
我既是亲历者又是受害者。个人的自尊，记者的名声，法律的神圣，特别是，那被侮rǔ和被欺凌的求助无门的陈氏母子，那个有恃无恐、至今逍遥法外的同行邓世祥，更加坚定我一定要打赢这场新闻官司的决心。我像那些我所采访过的无数的冤屈者一样，没有放弃用法律讨个说法——为我自己，更为真正的受害人。忍耐是种怯弱，抱怨绝无出息，想下地狱就可能抱怨太黑暗。这时，我才深切地理解，何建明的作品里为什么总是带着qiáng烈的批判性，为什么揭露黑暗面的特别多；卢跃刚的作品里为何总是充满忧患意识；巴金老人的笔下为何总是直面人生，在调查报告中融入鲁迅式的悲愤；新闻前辈范长江为什么总是称自己是一名战士……这些文化战士，这些新闻战将，为什么如此看重新闻记者的人文意识，批判意识和jīng神意识……
面对社会上的“险风怒号，浊làng排空”，稍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都会有范仲淹的“忧谗畏讥，满目萧然”之忧伤感；面对日甚一日职务犯罪的猖獗，记者当然不可能像侠客义士那样，寻一剑封喉，将那些为非作歹之徒斩于马下，记者只能举起手中之笔，义无反顾地用党和人民所赋予的监督权力对之进行监督和批评。
因为揭开了一些黑幕，因为替弱者说了一些真话，我曾被人称之为侠客。但我惭愧、汗颜和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