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9日，《南方都市报》以《保安员冤死聚龙酒店》为题，独家披露了此事。看到有关报道后，广东省劳动厅及广州市劳动局有关负责人高度重视。有关人士对此事发表了看法，认为焦广霞不管是否与酒店方签过用工合同，只要他在该酒店里上了一天班，哪怕是一个小时的班，他们之间都形成了事实合同关系，酒店理应为他的后事负责任，并按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支付焦广霞的有关工资、劳保福利及其他有关费用。后来，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焦广霞家人拿到了有关费用，虽然某些方面不尽如意，但毕竟通过新闻媒体的呼吁讨回了应有的公道。
在南方的一些外来工中，有的会像湖北女孩姚莉那样，因为查房的被吓身亡；也有像湖南小伙子刘晃棋那样，因为老板的加班而累得吐血死亡；也有像保安员焦广霞一样，在上班时被人杀死而得不到最起码的补偿。这些外来工的死，没有人愿意负责。5年后，即2003年4月，来自湖北的大学生孙志刚，因此外出时没带身份证和暂住证，被广州天河区的两名民警收容，随后又在广州收容所里被几名bào徒活活殴打而死，姚莉和孙志刚死亡的最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暂住证而引发出的。不过，如果他们在天有灵，可以告慰他们的是，在全国人民的qiáng烈呼吁下，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那个令所有出门在外的外来工朋友都不寒而立的收容制被彻底废除了。收容被废除了，还有比收容更为令人头疼的，比如暂住证至今还没有取消，还有为数不少的公私营企业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又有多少人不会遭受到像刘晃棋在美而进那样的苛刻待遇呢？他们劳动权益时常会受到各方面的侵害随着社会的发展。但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务工人员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法律意识的增qiáng，加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温和意识的增长，外来工的待遇、工作和生活环境及各种生存条件日益得到好转。
据最新资料显示，广东现有外来工1280多万人，约占全国跨省流动就业人员总数的1/3，占全省从业人数的近1/3，是全国外来工最多的省份。广州东省委、省政府实施的“十项民心工程”中，就有“依法维护外来员工的合法权益”这一项。
其实，像这些外来工的合法权益和生命安全受到侵害的问题，在珠三角地区屡有发生。一般来说，他们因此而引出的医药费和赔偿问题总是得不到及时解决，最后往往是在新闻媒体和地方有关主管部门的介入之下才会勉qiáng得到解决。只是，这样的事，能受到新闻媒体关注的又有多少呢？有时就是新闻媒体及时曝光了，也很难得到妥善的处理。
发生类悲剧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这些悲剧的受害者绝大部分是外来工。但是，像这样的悲剧又何时能杜绝呢？
第八章 一对七旬老夫妇的离奇遭遇第57节 恶儿媳谋财害“命”（1）
就像我在前面所写的“深夜查房吓死打工妹”、“打工仔吐血死亡”等离奇新闻一样，1998年7月，地处粤西的阳江市爆出这样一桩离奇事：年逾古稀的父亲曾与二儿子合资建有一幢楼房，谁知儿子病死后其房屋却被法院突然查封，老人在讨公道的过程中，又惊异地发现二儿媳妇为谋夺公婆的房产伙同其情夫不择手段，最后竟在前年弄出一份公公婆婆已经去世的盖有派出所公章的死亡证明，从而顺利骗到财产；直到1998年6月，依然健才的公公婆婆才知道，那个可恶的二儿媳妇早已把俩老人给“弄死”了！
我接到曾传耀老人的投诉时间是当年的6月底，当时我正与金雁小学较量，并在《南方都市报》上公开了联系方式。后来，因为被金雁小学的官司所纠缠，同时还要写稿，每日忙得不亦乐乎，实在抽不出时间外出采访。但是，曾传耀却一直在等候我，也没有再向其他的新闻媒体投诉，只是每隔几天就来一次电话。
1998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来到阳江采访此案。当我们首次在阳江长途汽车站见面时，这位历经风霜的七旬老人紧紧握着我的双手，高兴地说：“石记者，我一直在等候你的到来啊，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我在《南方都市报》上看到你采写的报道，好多是为民执言仗义的。我就认准了你。你是个有正义感的记者呀，你所采写的那些独家新闻，不是其他的记者都能做得到的，这令我刮目相看。我和老伴都一致认为，像我们这种向公安和司法部门叫板的官司，只有你才有这个胆量做好，相信你会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俩，我相信我们的眼光……”我一时被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人这番话感动得热血沸腾，是的，还有什么比面前这样的一位老读者如此信任自己更令人感动的呢？
经过连续几天的深入调查，我终于弄清了这宗旷世奇闻的来龙去脉。
时年72岁的曾传耀老人，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曾任阳西某供销社主任，现已退休。他与妻子许秀英育有两子，长子曾国庆，现在阳江某国营单位工作；次子曾国qiáng从小体弱多病，随父母生活，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工作。
1987年10月，由曾传耀夫妇出资，以大儿子曾国庆的名义，以每平方米90元的价钱从阳江市购买到赤岗2街3巷1～2号宅基地100平方米，前后共花了9000元人民币。该宅基地东边由长子曾国庆出资兴建了50平方米的楼房，门牌定为1号；西边则由曾传耀出资建了50平方米，门牌定为2号。在建房前的1986年，曾的次子曾国qiáng与女青年孙秀珠恋爱。由于孙出生于农村，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又好逸恶劳，名声不大好，加上儿子没有工作且又体弱多病，他们的结合太不现实，因此儿子的婚事遭到了老两口的反对；他们的态度也使得孙后来怀恨在心。见父母亲不同意自己的婚事，曾国qiáng就与孙在乡下同居生活，第二年，孙生下了一个男孩儿。事已至此，曾传耀夫妇只好同意孙秀珠及孙子进入家门。1992年秋，曾国qiáng携带妻儿回到阳江市区，与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
就是在这个时候，曾传耀夫妇见新建的2号楼只有一间屋，无法安置儿子、媳妇及幼小的孙子同住，只好卖掉老房子及所有宅地，决定在现有的宅基地上改建新屋。他们将卖房子所得的资金，加上东借西凑的几万元钱，吃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于1992年拆除了原有的小屋，并在原基础上将2号楼扩建至三层半。当时，2号楼未申领房屋所有权证，只领有以两个儿子的名字置办的50平方米的国土使用证两份，但是1号楼和2号楼均早于1983年10月27日在地方主管部门报建，报建面积为300平方米，至今有存档。2号楼新房扩建后，曾传耀和老伴住顶层，其余的均让给二儿子一家居住。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2年5月，就在2号楼施工的时间内，曾国qiáng不幸突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新房子尚未建成，儿子竟然撒手人世，两位白发老人满怀悲痛，送别了儿子。老两口为了照顾二儿媳及幼小的孙子的生活，忍受着丧子之痛，想方设法将原在阳西乡下的孙秀珠及孙子曾伟裕的户口迁入阳江江城区赤岗街2巷2号，与他们共同生活。后来，在曾传耀的努力下，孙秀珠被安排到阳江日杂公司上班，收入也不错。儿子虽然过世，但现在他们毕竟建起了新楼房，拥有了爱孙，儿媳妇也有了一个好工作，一家人生活得较为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