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女谈往录_金易【完结】(68)

2019-03-10  作者|标签:金易

  我记得当时搞过一些活动,如参观故宫博物院,到储秀宫看为西太后六十寿辰写的《万寿无疆赋》,有陆润庠写的,还有……据说慈禧并不满意。还访问过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学者俞平伯。那天不巧俞先生因事外出,我们却有幸见到了俞平伯的父亲——翰林俞陛云老先生。俞老身材不高,微胖,头大,说话十分客气有礼貌,一句一个“小儿平伯”,令我们这帮大孩子忍俊不禁,竟大笑了起来。

  我们还走访了沦落在民间的一位老宫女。她住在景山东街里的中老胡同,离北大宿舍很近,是工友老李给介绍的。他和老宫女住一个院,是街坊。我清楚地记得访问时间是霜降前后,地上已见冰碴,她屋子里生了炉子。屋子不大也就10来米,是间西房,有些老式旧家具:南墙是个黑漆大躺箱,想必是当年为西太后赠她嫁妆而置买的;北墙是一对双层壁柜,什件(铜活)擦得锃亮;一张榆木擦漆的八仙桌,两把靠背椅;条案上是座钟掸瓶、帽镜、帽筒……一个典型的老北京人之家。她给我们沏了一壶茶,是我们带去的高碎(茶叶末儿)。老宫女有50来岁,面孔似huáng白镜子,头发开始花白,穿青布裤子、蓝布褂子,脚上已穿上青绒毛窝(骆驼鞍棉鞋),给人一种很gān净利落的感觉。她说话慢条斯理,不高声,不抢话,耷拉着眼皮,不直视人,带着青年时在皇宫里训练出来的习惯。她简单地告诉我们,她能看见的,如早起上朝前她伺候一袋烟,她怎么点烟,还比划了姿势;一日三餐的排场,她只是远远地看见,因为由太监伺候;夜晚睡觉如何设防,轮到她值勤时就躺在西太后的脚底下的地上;宫里没厕所,太后怎样接溲(大小便)。“传官房”就是拿便盆,便盆什么样,里面放檀香木的末以防臭味,便盆由小太监顶来顶去……

  很快一个多时辰过去了,工友老李向我们使眼色,意思是该散了。我们很满意,因为我们知道了一些书本上没有的、官方文献所没有记录的东西。她是她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那段历史难得的见证人。这就是我们初识老宫女的也是北大生活印象之一。

  二、毕业即失业

  在北京大学四年的求学时间里,我和锡常常在北大图书馆(北大红楼北侧)里看书、翻阅资料、择录要点,为撰写论文作准备。这个图书馆渐渐成了我们俩感情接近的地方,直到大学毕业前夕我们结婚。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语言,我们是幸福的。

  但是在解放前,两个大学毕业生都很难找到工作,毕业即失业。我们到处奔走,托遍亲朋,然而谈何容易。教书的脱掉长衫去拉洋车(人力车)、卖烟卷;行人手提什物被叫花子抢走,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们怎么办?读书人爱书如命。我们只有一些书,忍痛割爱,卖书!先卖夫妻俩各有一部的史记、说文、鲁讯全集(单行本),卖一套,留一套。当卖郑振铎的插图本文学史时,何等令人心酸!书卖了不少,不能再卖了。又卖结婚戒指,怕母亲伤心,就偷偷换个包金的戴上。还卖什么?卖结婚时亲朋所赠的礼品,艺术台灯、玻璃砖大花瓶,再往后真没什么可卖的了,竟把能装4斤日本清酒的大洋瓶子卖了,一个4毛钱,换点切面以糊口。这是我们结婚后遭遇的第一个贫困苦难高峰。

  三、日本广岛之行

  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北京大学当时的校长钱稻荪先生举荐王锡,以北大高材生的名义赴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任教。当时我们想,东渡扶桑也许是条求生之路呢!然而我们错了。广岛之行给我们后半生播下了万颗不幸的种子!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男人出征,遍地寡妇,人们的生活是百分之百的“配给”。我们在广岛的日子里,没看见过什么食品、日用品,商店都上着板,不营业,没东西可卖,市面萧条极了。我们的长子因严重缺乏营养而致残,造成我们终生的遗憾。当时我们心中默默地想:回国吧!离开这“荒凉”与“贫瘠”的土地!离开这个“女人国”,离开这个后来遭受灭顶之灾的不祥之地——广岛。

  母亲的一纸加急电报“母病速归”,救了我们一家三口。当美帝国主义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消息震惊世界时,我们已平安地回到祖国,回到了家乡北京。我们幸免于难,母亲旋也病愈。

  40年后的1984年,就在中日邦jiāo正常化12周年到来之际,受当时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邀请,有3000名日本青年朋友来中国访问,到北京欢聚。其中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的数名学生还被请到我家做客。当时欢声笑语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40年之际,锡写了《忆广岛》一文,登在报刊上,作为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和见证。

  四、困居济南

  正当我们从海外回到北京,锡赋闲在家时,不久,接到一纸新聘书,赴济南银行调查室工作。喜的是生活有了着落,悲的是火车于路上被炸,在惊吓与饥饿中,好不容易才辗转到济南。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2)

  泉城是美丽的,大明湖、趵突泉都是旅游胜地,可是我们的心情却太恶劣了。我们的二儿子发烧却不能及时到医院打针治疗,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济南灯火管制,夜晚戒严。等到了天亮,已失去抢救之机,孩子夭折于济南了,才8个月。

  我们千里迢迢奔赴济南的目的是为了生计,当时的联合准备银行在济南建调查室,但锡还没有到任,该单位就停办关闭了。靠一点微薄的遣散费,我们过着困窘的日子,连电灯都被掐了,点蜡烛。想回北京路不通,竟在济南困居了7个月。最后不得不把大半个家的用品、衣物等全扔在济南,我们只身回北京。但毕竟回来了。济南之行是不幸的,是悲惨的,不但丢了东西,而且失去了骨肉,锡还带回来一身病。

  五、做肾摘除手术

  大约在1947年,锡由恩师举荐,到北京二中去教课。他带病上班,坚持到解放,终于躺倒了。1950年他做了肾摘除手术,刀口一尺二长,是大手术,医疗费用不少,他有幸享受到公费医疗的补助。术后,他一天天地好起来,从打点滴,吃流食、半流,到终于能吃正常饭了。出院时吴大夫跟他说:“恢复得很好,也很快。摘除一个肾脏没大关系,我也是一个肾。别人能活70,你也能活70。”充满乐观的吴大夫影响了病人。在锡的后半生中,他每每想起医生的话语,他总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说说笑笑的。

  六、老宫女来到我们家

  锡出院后还须一段调养期,可这时我已经到北京二十五中(当时还是私立育英中学呢)去教课兼班主任,工作相当忙,只好请了帮工。可那时刚解放,“佣工是剥削”,也没处找哇!此时我们的同学好友刘君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把老宫女请来,那可是个好心眼的老人,就不知她肯不肯来。”说到老宫女,我们是有旧情的,我们在上大学时曾访问过她,听她讲清宫轶事。可那位老太太(人们称她大姑)是个gān净利落人,手中还有些积蓄,她肯来吗?刘君说,今非昔比,她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当年西太后赠给她的东西,早已当卖一空。刘太监不但好吃、好喝,还好抽(鸦片烟)、好赌。刘太监死后,剩她孤身一人,还被匪盗劫抢过,已濒临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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