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舜臣得了这些赏赐，面色发光，把它们高高挂起在军营里来，谁来了都要带过去炫耀一番。
有了这一番jiāo情，陈璘和李舜臣的关系从最初的互相忍让，变成了互相欣赏，见面彼此都要道声爷，没事就作诗唱酬，出门乘轿都是并驾齐驱，关系比蜜都甜。
这种意外发展，让汉城以柳成龙为主的悲观主义者们眼镜噼里啪啦碎了一地——如果他们有眼镜的话。
刘綎、董一元、陈璘分别来自于大明西南、东北和东南，他们代表了援朝部队的三个主要来源。他们的入朝，表明大明朝廷终于下了狠心，决定动员全国之力，把苟延残喘的日本人直接碾压过去。
就这样，在短短数月之间，明军在朝鲜的总兵力激增到了十四万两千七百人！一线兵力达到了九万多，军容前所未有之盛！可谓是兵多将广。
兵多，这个好办；将广，却有麻烦。在朝鲜这么一个狭窄的地方，却聚积了这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总兵、副总兵，管理起来是件麻烦事。
董一元是老资格，不必说，肯定地位不能比麻贵低。刘綎和陈璘两个人如今也是独领一面的主军人物，头衔上都有个提督。这些人凑到一齐，如果搞不清尊卑，早晚得出事。
于是明军的指挥系统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调整，仍旧以邢玠为经略，统筹全局，由杨镐（后被万世德代替）经略布置战略。下面则分成了麻贵、董一元、刘綎三个战区，每个战区除了这三位最高指挥官以外，还设有一名监军。负责西路军的是参政王士琦；负责中路军的是按察副使梁祖龄；另外还有一个负责东路军的监军徐中素，可惜他五月份来到朝鲜，六月份就奔父丧回去了。也没人来接替他，位子就一直悬在那里——别说这三个战区，就连邢玠身边，都有一个御史陈效盯着。陈效不直接管辖那三路监军，但他手底下有两员金牌狗仔队，一个是丁应泰，一个是徐观澜，专门盯着诸将举止。
朝廷之所以派出这么多监军过来，都是因为杨镐在岛山败的太过离奇，让万历对援朝部队的行动产生疑心，觉得这些家伙可能会谎报军情，因此所有的监军身上都背着一个“查勘功罪”的任务。这些监军的权柄颇高，大战略上，三路诸将都听从经略吩咐，但具体到小战略和战术上，他们都必须得和监军商量着来。
事后证明，这些监军的表现都很不错，不仅确保了援朝部队能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而且在战争决策方面也起到了正面作用。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邢玠和杨镐两个人看到明军的援军陆陆续续开到，胆气足了，便在汉城制定了一个十分宏大的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明军将分成四路，三路陆军分别进攻顺天、泗川和蔚山，一路水军扫dàng沿途海域，用雷霆手段一下子摧毁整条日军防线，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明军在朝鲜战场一直以寡敌众，这是第一次以众凌寡，要痛痛快快出一口鸟气。
可惜杨镐还未付诸实施，就因为受丁应泰的牵连而离职了。在朝廷新委派的经略到来之前，明军都不能轻举妄动，只得慢慢积蓄着补给，调整部署，等待着上头下命令。
没想到的是，万世德还没来，丁应泰又来了。
杨镐事发以后，万历皇帝让丁应泰和徐观澜再赴朝鲜，查勘功罪。丁应泰考察了一圈，说你们这么多人堆在前线，却不肯进攻，光在那里消耗粮食，是不是不想混啦？
前线诸将都知道这位大哥的嘴是出了名的臭，谁被他喷上一口，要倒霉三四年，都把他往邢玠那支。丁应泰也不客气，到邢玠那儿说你赶紧开打，要不然杨镐就是你的榜样。
邢玠怕他回去又惹事，心想也别等万世德来了，差不多就开打吧。
于是在万历二十六年的九月中旬，在一个小小的丁应泰撬动之下，数万明军兵分四路，正式打响了抗日援倭的最后一场、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上战役。
关于这三路明军的兵力配置，列举最为详细的，是《再造藩邦志》。许多文章与相关研究书籍，都以这本书提供的数字为准。即：麻贵率领东路军两万四千人，再次进攻蔚山的加藤清正所部；中间一路由前辽东总兵董一元率领，总兵力一万四千人，主攻泗川的岛津义弘；西路军由刘綎率领，总兵力一万三千六百人；进攻顺天的小西行长。各地朝鲜军也分别跟随明军主力，一并南下。
与此同时，陈璘率领水师一万三千两百人，外加李舜臣的朝鲜水师，从古今岛出发，一路横扫整个全罗、庆尚两道海域。
这个数字，其实很成问题。
除开水军不算，明军的总兵力才五万一千六百人，跟日军总兵力相比要少。具体到分路上，除了东路军占有兵力优势以外，其他两路都不如日军。比如中路的岛津义弘，兵力有一万人，算上固城立花宗茂的七千人，实际兵力还在董一元之上。
这很奇怪，刑玠定下这个分路出击的核心思想，是以众凌寡、泰山压顶，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击溃敌军。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兵力上凌驾日军。他手里可动用的明军，有十几万人，何必只派出区区五万人呢？
三路明军的兵力，是根据《再造藩邦志》提供的将领名单去查询每员将领入朝携带兵数，然后相加而成。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再造藩邦志》的将领名单，实际上不准确，有许多错漏之处。
尤其是以中路军的情况，最为严重。《再造藩邦志》里只记载了六员参战明将，而泗川之战的关键人物彭信古（3000），却被写进了东路军的名单里；而另外一员重要将领蓝芳威，却被写入了西路军。仅这两个错误，就导致中路军少算了四千人。
漏写的情况更多。至少还有祖承训（7000人）、杨绍祖（1780人）、苑尽忠（500）、师道立（2480）、柴登科（3400）、马文呈（2000）、秦德贵（660）、没有记录在案。他们麾下的兵马，自然也就没算出来，导致兵力偏差极大。
把这些将领也计入中路军后，中路军的兵力达到了三万七千八百二十人，几乎与第一次援朝的总兵力持平。
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毕竟实际出动的明军数量与入朝明军并不完全等同，不过它是一个比较接近于真实的猜想，误差不会超过三千。
在泗川会战结束后，《岛津家记》、《毛利秀元家记》和岛津义弘写给几位大老的表功状里，都得意洋洋地宣称，他们一共杀死了明军一共三万八千七百人。这个数字和中路军总数惊人地近似。日本史料惯于夸张，他们经常会用敌人的总兵力来代替自己的歼敌数字，这个习惯，反而反证了明军在中路出动兵力的真相。
西路军也有类似的情况，至少少算了王之翰、司懋官、曹希彬三员将领。
略去繁琐的计算，最终的结果是：麻贵的东路军，兵力为两万三千人；刘綎的西路军，兵力一万五千人；而董一元的中路军，总兵力达到了三万九千人。算上陈璘的一万多水军，明军为这次进攻出动水陆兵力近九万人。
这个动员数字，才比较能配得上刑玠“四路并进”的宏大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