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撤到陕川，明军这才能得以停下来喘口气。董一元正想休整一下，死里逃生的彭信古告诉他：“殿后的郑起龙全军覆没啦！”董一元大惊，连忙拔营而走，一路撤到星州方停。就在这一路逃亡之中，方时新染病身亡。
再一问，彭信古根本就是胡说，日军根本没有越过南江追击。
日军没有追击的原因有二：一是粮秣不足，不敢轻进；二是没时间，他们要忙着庆功。
对于泗川与固城的日军来说，这一天是盛大的节日。人人都砍到了明军首级，人人都立了大功，每一个人都笑逐颜开。从濒临全灭到大获全胜，这样的惊喜实在令人兴奋。
岛津义弘事后清点战果，把所有割下来的明人鼻子装了十个大樽，特意运到名护屋去。至于割下来的首级，在清点完以后统统埋入一个大坑，填埋成土包，当作京观来炫耀武功。
这个首级塚的具体位置，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考古学者确认。韩国在此设立了朝明联军战殁慰灵碑，来祭奠这些不幸战死的战士们。
泗川之战，是明军败得最惨的一场战役，也是最让人惋惜的一战。
明军凭借着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以犁庭扫闾之势开局，在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候，居然因为一次意外的爆炸而中道崩溃，演成大败，这实在让人扼腕。
董一元和彭信古虽然是战败的两个罪人，可是他们的决策，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
毕竟如果没有那门大pào的意外炸膛，明军便能顺利攻入城内。他们的计划很好，只是运气太差。
这种说法，是在暗示，明军的胜负完全取决于一门大pào。这么说，是否公平？
也不尽然。
泗川之战确实是因为一个偶然性的意外而转折，但这偶然之中，又蕴藏着必然。
如果董一元肯听茅国器的建议，先攻固城，局面或许会大不相同。
如果郑起龙的建议被采纳，围三阙一，说不定岛津会选择出逃，而不是困守。
如果彭信古的部队严守纪律，不抢攻入城，而是留在阵位上照顾大pào，说不定那门pào便不会炸膛。即便炸膛，也不一定会引燃火药库。
如果郝三聘、马文呈与师道全三部骑兵在事发后没有逃走，而是前进支援，说不定日军的反攻会被扼杀在萌芽中。
如果明军诸部都像祖承训、茅国器等人治军有方，虽惊不乱，一营一营徐徐后退，日军便不会有这么多机会展开屠杀。
这一连串“如果”说明，中路军在进攻之前，已经存在着严重的纪律问题。诸部各行其事，打顺风战就一窝蜂地冲，战况不利就一哄而散，缺少整体的协调性。
日军面对的，实际上不是三万五千人的大军，而是一大堆支离破碎的小部队。这样一支军队，面对少数敌人会发生溃败，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泗川大捷的消息传到日本，五位托孤大老都大为欣喜。他们正在发愁怎么撤军，岛津的这场胜利，为最后的撤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等于帮了他们的大忙。
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两位实际掌权者给了岛津家丰厚的赏赐：岛津义弘受赐长光刀，以及四万石的封地；岛津诚恒受赐正宗刀，封近卫少将，出水地区为封邑。
至于明军这边。董一元撤退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在日军里还有一个大号内应郭国安，遂派史世用再度前往日军营寨，看是否能走郭国安的路子，跟岛津议和。
史世用到了岛津营内，见到了岛津义弘。岛津义弘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没有理睬他的和谈请求，反而说：“你们等着吧。我先破星州，再取汉城，咱们到时候在辽东再相见吧。”
史世用回来告诉董一元，董大帅居然信了……
他连滚带爬地找到邢玠，说大事不妙大事不妙。邢玠一听，鼻子差点气歪了。
你董一元这什么智商？敌人这明摆着就是胡chuī大气，你居然也信？你信也就罢了，还敢吃了熊心豹子胆，想擅自和谈？你他妈知道那些援朝大员里有多少人就栽在了“和谈”二字了吗？你害你自己不够，还要害我呀！丁应泰就在旁边支楞着耳朵呢你知道不！
邢玠大骂了一顿董一元，然后对史世用说：“你去告诉岛津义弘，我这就整顿军队，再来相斗！”
邢玠到底是明白人，他知道日军的痛脚在哪里。岛津在泗川是侥幸胜了，但战略劣势却丝毫没得到改善。如果明军再来一次，他真不知道能否撑过去。
果然如邢玠所意料的，史世用三进岛津营，把邢军门的话复述了一遍，岛津义弘沉默不语，本来咧开的大嘴又合上了。
稳住了日本人，邢玠开始下狠手处理。这次他不打算隐瞒了——事实上也瞒不住——直接把情况告诉徐观澜，汇报给朝廷。
朝廷的处理意见很快就下来了：郝三聘、马呈文两个率先逃走的将领被枭首示众，师道立革职；彭信古念在有破门之功，死罪免去，活罪难逃，充在军中，戴罪立功；董一元革官御，降府职三级。
茅国器后来总结泗川战败的原因，一共有五点：一是进兵太晚，让岛津从容把倭城修完；二是明军不攻固城而先攻泗川；三是陈璘水师没有及时跟进，封锁海路；四是明军没料到日军也有火pào，而且受到了火药库爆炸的影响，完全被打糊涂了；五是岛津反击及时，奋战勇猛。
泗川之战中，明军的伤亡数字一直存在争议。有说损失三万的，有说损失过半的，这些说法都太过离谱。
还是老办法，我们可以详细分析一下明军伤亡一般都出现在哪个阶段。
伤亡最大的部队，是彭信古的三千人。这支部队只剩下七八十人，基本上等于是全军覆没。
茅国器的部队总数为三千，伤亡大约是在七百人，伤亡近四分之一；叶邦荣所部伤亡率也差不多，一千五百人，估计战死者也有三、四百人。
也就是说，最靠近泗川城的三支部队，阵亡人数在四千出头。
中路军的其他部队里，郝三聘、马文呈、师道立早早地就跑了，又是骑兵，基本没受多大损失。祖承训、蓝芳威因为不在主战场，撤退也很及时，伤亡也不大。其他如柴登科、杨绍祖、秦得贵等人，多为骑兵，跑起来也不是日军能追及的。
值得注意的是，明军在泗川之战前后死亡的将领包括李宁、卢得功、方时新、徐世卿等。这里除了徐世卿阵亡于大溃败以外，要么病死，要么在早期战死。中路军的指挥层在大溃败中并未蒙受巨大损失，他们还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组织度。
也就是说，在那一场溃败中，明军不是完全地跑成一片散沙，而是以这些参将、游击为一个个小核心，拼命向北运动。伤亡情况，基本上都出现在这些小核心外围以及后面的离散明军。这些人跑得漫山遍野，看着很多，实际上数量并不大。
彭部全军覆没，姑且不论；茅、叶以步兵深陷敌阵，伤亡率为25%，那么位于阵后的其他骑兵部队伤亡肯定不会超过这个比例，最多也就10%的伤亡率。三万明军，百分之十就是三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