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朝鲜第一次正式发出求援的请求。
求援发出去没多久，朝鲜人就接到消息，说大明派来了两名调查官员，来了解前线局势。
这一下子，两派官员都慌了手脚。朝鲜这仗打的太丢人了，实在不好意思说给大明调查官员听。于是尹斗寿的弟弟、礼曹判官尹根寿给李昖出了一个主意，他毛遂自荐说：平壤兵荒马乱，不太合适让大明官员过来，我略懂中文，不如就以迎慰的名义在义州截住他们，把事儿说清楚以后立刻礼送出境，平壤就不必来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一日乙丑）
这个提议李昖没答应。
李昖有他自己的考虑。大臣们义愤填膺，嚷嚷着誓死保卫朝鲜。可他这个当国王的，却有别的心思。
他太累了。
从四月三十日离开汉城之后，他没吃过一顿饱饭，也没睡过一个好觉，一直不停地在逃跑。如今祖先的江山尽毁，听说日本人在汉城连列祖列宗的陵墓都被掘开了，连陵寝都保不住了。身边的臣子，除了柳成龙靠得住，其他人只会唉声叹气。
“这样的国王，还当它做什么，不如回到明朝去当个王爷。”在逃亡过程中，一个念头钻进李昖的脑中，然后就如附骨之蛆一般，一直在脑中回响，挥之不去。
他的这种想法现在看起来石破天惊，在当时却不算什么。大明是朝鲜的父母之邦，孩子在外头被打了，去爹妈家蹭吃蹭喝，没什么不妥。
李昖最早流露出这个想法，是在汉城逃出来的半路上。当时车驾停在一处叫做东坡馆的地方休息，李昖靠着大树，把大臣们叫过来围成一圈，问他们以后咱们可怎么办？
李恒福说实在不行咱们就去义州，那里靠近大明。若是真的亡国了，还能投奔父母之邦。尹斗寿立刻反对：“去什么去！还不如咸镜道，那里有咱们的边防军，兵qiáng马壮，足以保护朝廷！”
李昖有点犹豫，问柳成龙：“你们觉得李恒福的提议不好？”柳成龙连忙说：“绝对不行。您只要离开朝鲜一步，以后这片土地就不是我们的了！”李昖挠挠头，吐露出自己的心声：内附其实也不错啦。柳成龙吓了一跳，说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宣祖修正实录》二十五年五月条；《再造藩邦志》）
一群大臣齐声反对，甚至以绝食相威胁，李昖见大部分人反对，也就不吱声了，就这么来到了平壤，但从来没死心，内附的念头一直埋藏在心底。
所以当他听说大明派了使臣过来调查，巴不得早早跟他们接触，沟通一下内附大明的可能性。
六月三日，林世禄、崔世臣抵达平壤。尹斗寿一向看不起李恒福，斜着眼睛瞪他：“你不一向最向往天朝码？你们家客人来了，赶紧去接待吧！”
这话说的实在是不上道儿，于是柳成龙赶紧出来打圆场，主动请缨陪李恒福去迎接。
柳成龙清楚地看到，如今李朝生死存亡之际，大明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怠慢了使者，只怕后患无穷。而且，从私心讲，这些明朝使者对于现在处于劣势的他，也是一个机会。
柳成龙的日子一直过的很痛苦。本来在汉城失陷以后，他借机发起弹劾，把北人党的领袖李山海轰下了台。后来开城也失陷了，西人党和北人党反扑，把他这个南人党的领袖也赶下了台。如今当权的，反而是咸鱼翻身的西人党尹斗寿。
他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知道未来谁掌握了大明使臣，谁就能在朝中拥有最大的力量。
柳成龙接到两位调查官员以后，细细询问了一下来意，暗自松了一口气。原来这两位来平壤，不是兴师问罪，而是来澄清朝鲜和日本是否勾结到一起的问题。
想证明朝鲜跟日本没勾结，这还不容易嘛！
他把林世禄、崔世臣带到江畔的练光亭，往江东看。日本人挺给面子，很快对岸树林里就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人影，又过了一阵，从林子里走出两、三名日本士兵，闲庭散步，谈笑风生。柳成龙对林世禄说：“这就是倭寇的斥候。”林世禄靠着柱子张望了一阵，不信，说你别扯淡了，怎么会这么少？柳成龙说：“日本人心眼儿多，斥候故意派的少，其实大军都在后头藏着呢。”
几个人从练光亭下来。柳成龙又带着他们在平壤城内外转了几圈，让他们看看朝鲜军队的惨状。林世禄这才相信，朝鲜人确实没跟日本人勾结。他紧紧地握着柳成龙的手，说我一定把朝鲜同志的艰苦状况转达回国内。（《再造藩邦志》）
柳成龙回报国王，说如今大明的官员已经回奏北京，相信天兵马上即至，看来朝鲜有救了。
柳成龙不知道的是，大明早已经开始动了。
对于壬辰战争，一直有个普遍的误解，认为大明是应朝鲜再三要求，方才缓缓发出援军，迟钝而漠然。
这是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真实的情况是：大明对于朝鲜半岛的警惕心，从苏八、许仪后的报告之后，始终不曾消退过。
面对朝鲜半岛一日数变的紧张局势，大明的反应很隐晦，但却出乎意料地积极。
壬辰年的六月二日，万历皇帝下了一道谕令，让辽东抚镇发jīng兵二枝应援朝鲜，还带了两万两银子充作军费，另外还拨了二十万两银子给辽东军区。（《神宗实录》二十年六月庚寅）
这条命令写的冠冕堂皇，说出兵的目的是为了犒劳朝军，抚慰朝鲜国王，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这里颇有蹊跷之处。
蹊跷之处，有二点：
在谕令颁布的六月二日，朝鲜求援的使臣还没到北京。大明在没有得到正式请求的情况下，居然主动派遣辽东军团前往鸭绿江附近，于外jiāo规矩不合。这是第一个蹊跷之处。
而且在这时候，林世禄、崔世臣两名调查官员尚未抵达平壤，朝鲜与日本合谋的嫌疑还未得到廓清。在这种立场未明的情况之下，这条谕令里却已经使用“应援朝鲜”、“赴彼国犒军”、赐国王……慰劳”之类的字眼，早早摆出一副亲善态度，俨然已把朝鲜当成洗刷了冤屈的恭顺藩国——难道万历皇帝未卜先知，早知道朝鲜人是冤枉的？这是第二个蹊跷之处。
为了解答这两个蹊跷之处，让我们来看看在这条命令发布的前后，大明都gān了些什么。
在北方抗倭的重要枢纽天津，当地驻军截留了漕粮七八万石以充军资，还把一大批运输船拉过来改造成战舰。改造的舰只数量不算太多，四百只。
在宣大军区，官府动员了足足一万六千名jīng兵，专待倭警。朝廷为此拨了十几万两银子，还派遣了一位官员督理相关粮饷，以防万一“有事”的时候手忙脚乱。
朝廷还大老远地从福建调来一个人进神机营，这个人叫陈璘，是个倭战专家。
种种迹象都表明，大明——至少大明皇帝——在没搞清楚朝鲜的来龙去脉之前，就已经下了决心要动用武力。
万历一朝在抵御倭寇时，有一条明确的原则：“御敌人于国门之外。”要打就在外头打，绝不让战火烧到国境内。从天津到山东再到浙江、福建、广东，所有的沿海军队都是按照这一训令行动，尽力把敌人拦截在外洋予以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