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与左宗棠往来磋商，与各地分号联系收购事宜，在在都需通过方便快捷的电报。利用对电报的监控，胡雪岩买进卖出的情况被控制了电报网络的盛宣怀完全一手掌握。他频频发出电报，指挥属下对胡雪岩的蚕丝生意进行狙击，并利用私人关系致电各外国商行，请他们暂时不要购买胡雪岩的蚕丝。这些外国商行平素一贯是在胡雪岩的qiáng势面前吃瘪的，这个时候当然热烈响应。这样一来，胡雪岩的大笔流动资金就积压在蚕丝上，再加上还要支持前线战事，财政状况顿时变得捉襟见肘起来。
恰好这个时候，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需要偿还本息共80万两。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还款的时候也是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再由各地财政给他补上。若在平时，这80万两银子还不在胡雪岩眼里，随手就垫上了，但无奈此时青huáng不接，他也只好眼巴巴地盼着上海的协饷能尽快到账了。
盛宣怀手握电报资源，对胡雪岩的财务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敏锐地意识到，最佳的时机已经到来，和这个老对手斗了近十年，这场战争已经到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了。于是他亲自来到上海，利用李鸿章的官威使上海道台邵友濂答应，将这笔协饷往后拖20天。
可怜胡雪岩这时还没有看出此事是盛宣怀在后面捣鬼，他左等上海协饷不来，右等还是不来，而这时候汇丰银行在盛宣怀的鼓动下，已经开始催bī债款了。无奈之下，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私产阜康银行里抽出80万两，先还了汇丰银行。
通过电报，胡雪岩的每一次大笔调款活动都逃不过盛宣怀的眼睛。当胡雪岩支付完毕，阜康银行库内乏银之际，盛宣怀立刻发动了总攻。一方面，他托相熟豪绅大商到阜康银行提款挤兑；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电报的传播力，以上海为中心，在各地散布“胡雪岩蚕丝生意大赔，阜康银行已面临倒闭”的谣言。一时间人心惶惶，取款的人踏破了阜康银行的门槛。
胡雪岩眼看挤兑风cháo即将形成，急忙赶往上海坐催协饷，同时还向北京发电报，恳求坐镇军机的左宗棠援手相助。但邵友濂得到风声，已经躲了出去。而胡雪岩发出的求援电报，却被盛宣怀严令扣下，根本一个字都没有发出去，在北京忙于军务的左宗棠又怎可能知晓江南这边已经要翻天覆地？
此时挤兑风cháo愈演愈烈，胡雪岩只好把自己的地契和房产都抵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熬过这一难关。无奈大势已成，无力回天，一代商圣胡雪岩，此时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赖以起家的阜康银行轰然倒闭。胡雪岩这时才得知，幕后的黑手竟然又是那个盛宣怀，狂怒之下，呕血升余，昏了过去。
第二年，忧愤中的胡雪岩病死。年迈的左宗棠眼见自己失势，北洋的气焰大张，不堪打击，也在同年逝世。
到了20世纪70年代，3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这一理论明确指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这一理论为股市升降、商品销售等很多市场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很快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
盛宣怀打赢胡雪岩的这最终一战，非常完美地诠释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胜负的战争。撇开盛、胡二人道义上的孰是孰非先不讨论，单从对时局的把握和对通讯技术的利用上来讲，事态的整个发展走向基本完全按照盛宣怀的设想进行，几乎每一次打击都落在了胡雪岩的七寸上，可以算得上是完胜了。
在这场以“天下第一官商”的头衔为奖品的战斗中，盛宣怀始终牢牢握紧了电报这个最有力的武器，利用垄断资源jīng确地掌握对手的情况，贯彻实施自己的意图，判断出手的时机和力度，还扼制了对手的信息传递，一鼓而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官僚加商人，盛宣怀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来总结出自己这一胜利的意义和理论基础，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他却凭着商人的本能，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一战，也就随之隐隐有着20世纪现代信息化商战的神韵了。
介绍完了盛宣怀和胡雪岩围绕着电报展开的这一场龙争虎斗，我们掉回头来重新梳理一下盛宣怀在电报事业中的助力和重要地位。
话说从头，盛宣怀当年挫败胡雪岩染指电报事业的意图，并得到清廷的允许后，开始着手建立电报总局，并拟定《开办自津至沪设立陆线电线大略章程二十条》，委托大北电报公司向国外订购电信器材，为建设津沪电报线路作准备。光绪七年（1881年）冬，津沪陆线竣工，李鸿章奏派盛宣怀为天津电报总局总办，并任郑观应为电报上海分局总办。
一开始的时候，电报总局是“官本官办”，也就是说，是绝对的国资企业。但盛宣怀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对电报事业弊大于利。在津沪陆线竣工之后，他向李鸿章申请，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照轮船招商局办法招集商股。对于李鸿章的质疑，盛宣怀认为“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意思是说电报虽然有传递军事情报和政府命令的重要职能，然而它毕竟是商业化的产物，为了这项事业的长远发展，还是应该放到市场上去，让商人来管理和经营。应该说，盛宣怀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超前于那个时代的。
为了规范经营，也为了打消李鸿章的疑虑，盛宣怀还亲自拟出了《电报局招商章程》，后增为《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上呈于李鸿章，其中就电报局已存的官股与商股的关系、国家的利益作了详实可行的说明，最后qiáng调电报局内部的管理一律按商业原则，政府不得gān预，并且提出除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衙门、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电信，区别对待地记帐结总作为归还官款外，其他所有各省官府电信一律收取现金，并要先付钱后发电。其他的关于各局用人、洋员的使用和严格要求、巡警沿途保护电杆电线的制度、电码的规格和使用法等等，盛宣怀都作了周密的规定和安排。至此，李鸿章终于对电报总局的改制完全放心，痛快地批准了盛宣怀的建议。
在建立电报总局的同时，盛宣怀还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一开始的时候，电报学堂是由电报总局这个企业负担其费用的。为了提高学堂的政治地位，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盛宣怀提议学堂应由朝廷的名义开办，由朝廷提供办学经费。他对李鸿章说：“学生俟到局派事之后，薪水由本局开支，所有设立学堂经费系为国家造人才起见，应在军饷内开支，免在商本内归还”，也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这一举措，变电报学堂的性质由原来的民办为官办、私设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来进修。后来，电报学堂还在上海等地开枝散叶，着实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设计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广州起义烈士陆皓东、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都是从电报学堂毕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