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羊冒险记
村上chūn树
【内容简介】
小说中主人公“我”与同伴经营一家广告公司。在妻丢下一句“和你哪里都到达不 了”的话离开家门以后，“我”同一个既是出版社校对员又是应召女郎同时兼做耳朵模特的 女孩相识并且同居。不久，一个右翼巨头的秘书限“我”一个月内找到一只背部带星纹的羊 。但要在日本找一只羊谈何容易！但耳朵漂亮的女友却一口咬定此事必定顺利，催“我”迅 速启程。于是“我”同女友仅以一张绰号为鼠的朋友寄来的照片为线索，开始了“寻羊冒险 记”。
【作者简介】
村上chūn树，1949年生于日本兵库县，早稻田大学戏剧系毕业，1979年以第一部创作小说《听风的歌》得到当年日本的群像新人奖。获得野间文艺新人奖和谷崎润一郎奖的作品――《挪 威的森林》――迄今卖了超过700万本，使作者成为日本最畅销的作家。村上chūn树曾翻译F.s cott Fitzgerald，Paul Theroux，John lrving 及Raymond chandler的小说，九十年代 在美国普林顿大学和Tufts University任客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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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70年11月25日
星期三下午的郊游
从报纸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讯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在听筒
旁缓缓读了一家晨报的这则报道。报道文字很一般，大约是刚出大学校门的记者写
的见习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某司机压死了某人。该司机因业务过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审查。
听起来竟如杂志扉页登载的一首短诗。
“葬礼在哪里举行？”我问。
“这——不知道。”他说，“问题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么的吗？”
她当然也有家。
我当天给警察打电话，问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给她父母家去电
话打听葬礼日期。如某个人说的那样，凡事只要不怕麻烦总可以弄清楚。
她家在下町。我打开东京区划图，用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个记号。那
的确是东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铁线、国营电气列车线、专列公共汽车线如
乱七八糟的蜘蛛网一般纵横jiāo错茫无头绪。几条脏水河从中穿过，杂乱的道路犹如
甜瓜纹紧紧附在地表。
葬礼那天，我从早稻田乘上都营电车。在快到终点的小站下来打开区划图，但
地图和地球仪同样无用，害得我买了好几盒烟问了好几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门口。
她的家是一座围着茶色木院墙的老木屋。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小院，窄小得仿
佛是在说“或许不无用处”。院角扔有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旧陶火盆，火盆里积有
15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cháo乎乎的。
也是因为她16岁便跑出家再未回来，葬礼只有亲属参加，静悄悄的。亲属也几
乎全是上年纪的人，一个30岁刚出头不知是她胞兄还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礼。
父亲五十六七岁，个不高，黑色西服胳膊上套一个葬礼袖章，立在门房几乎纹
丝不动，样子使人联想起洪水刚退的柏油马路。
临走时我向他默默低了下头，他也默然低头。
第一次见到她是1969年的秋天，我22岁，她17岁。大学附近有个小咖啡馆，我
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馆虽不怎么起眼，但可以听到摇摆舞曲，边听边喝味道一塌
糊涂的咖啡。
她总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书。虽说她戴的眼镜俨然牙齿矫正
器，手也骨节分明，但总像有一种容易让人接近的感觉。她杯里的咖啡经常冷冷的，
烟灰缸经常堆满烟头。而书名却换来换去。有时是米奇·思比雷尔，有时是大江健
三郎，有时是《金斯堡诗集》。总之只要是书即可。咖啡馆出入的学生借书给她，
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借书给别人，我想看书
方面她是从来没有为难过的。
德尔茨、“滚石”、巴茨、迪普·帕布尔、穆迪·布鲁茨——也是那样一个时
代。空气总好像紧绷绷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东西都将顿时土崩瓦解。
我们喝廉价威士忌，没滋没味地jiāo欢，没头没脑地闲聊，借来借去地看书，如
此一天天打发日子。而那个笨手笨脚的60年代也发着吱吱呀呀的响声即将落下帷幕。
她的名字忘在了脑后。
抽出报道她死亡的那个剪报自然可以记起，但时至现在名字之类已无可无不可
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见到往日同伴，偶尔提起她来。他们也同样不记得她的姓名。对了，过去
不是有一个和谁都困觉的女孩么，叫什么名字来着？忘得一gān二净。我也和她困过
几次，现在怎么样了呢？路上突然碰见怕也闹不明白了。
——从前，某个地方有个和谁都困觉的女孩。
这便是她的名字。
当然，准确说来，她也并非和谁都困觉，也自有她自己的基准。
尽管如此，作为现实问题来看，她是同差不多的男人困了的。
一次，我单纯出于好奇心，问过她的基准。
“这个嘛——”她沉思了30秒，“当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觉得讨厌的时候
也是有的。不过，也许终归我是想了解各种各样的人，或者说想了解对我来说世界
是怎样构成的。”
“通过一起困觉？”
“嗯。”
这回轮到我沉思了。
“那么……可多少了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说。
1969年冬到1970年夏，我和她几乎没见面。大学不是关门就是停课。我倒与这
个无关，而在为一点个人的事焦头烂额。
1970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馆时，顾客面孔全都换了，认识的只剩她一个。摇
滚舞曲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紧绷绷的气氛已dàng然无存。唯独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
一年前无异。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边喝咖啡边谈论过去的同伴。
他们大多从大学退学了。一人自杀，一人下落不明。
“这一年gān什么了？”她问我。
“一言难尽。”我说。
“聪明点了？”
“一点点”
那天晚上，我和她困了，是第一次。
她的身世，我不太详细。好像有人告诉过我，也好像在chuáng上从她口中听说过。
大概是说高中一年级（高中！）的夏天同父亲大吵一架跑出家门。至于到底住在哪
里，靠什么维持生活，就无人知晓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摇滚乐咖啡馆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