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可能有人要说“又来啦又来啦”，但毕竟是重要问题，在这里还是得旧话重提。似乎有些死缠烂打的味道，对不起了。
小说家的基本工作是讲故事。而所谓讲故事，就是要下降到意识的底层去，下降到心灵黑暗的底部去。要讲规模宏大的故事，作家就必须下降到更深的地方。这就好比想建造高楼大厦，地基就必须越挖越深。而越是要讲周密的故事，那地下的黑暗就越浓重深厚。
作家从那片地下的黑暗中寻觅自己需要的东西，即小说需要的养分，带着它返回意识的上层领域，并且转换成文章这种具备形体和意义的东西。那片黑暗之中，有时会充满危险。栖息在那里的东西往往会变幻各种形象，蛊惑人心。加上既没有路标又没有地图，有些地方还被打造成了迷宫，如同地底dòng窟一般，所以稍一疏忽便会迷路，可能再也无法返回地面。在那片黑暗中，集体无意识与个体无意识混作一团，太古与现代融为一体。我们将它未加解剖地带回来，有时那一大包东西说不定就会产生危险的结果。
想同那种深厚的黑暗之力对抗，并且日复一日地面对种种危险，就需要qiáng韧的体能。虽然无法用数值表明究竟要qiáng韧到何种地步，但qiáng韧肯定远远好于不qiáng韧。而且这所谓的qiáng韧，并非与他人相比如何如何，而是对自己来说是“满足需要”的qiáng韧。我通过每日坚持写小说，点点滴滴地体悟和理解了这个道理。心灵必须尽可能地qiáng韧，而要长期维持这心灵的qiáng韧，就必须增qiáng、管理和维持作为容器的体力。
我所说的“qiáng韧的心灵”，并不是指现实生活层面的qiáng韧。在现实生活中，我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既会为了无聊的琐事受到伤害，也会脱口说出本来不必说的话，然后又耿耿于怀、懊悔不已。面对诱惑时总是无力抗拒，对无趣的义务则尽量视而不见。因为无足轻重的小事会怒不可遏，真正重要的大事上却反而麻痹大意、疏忽误事。虽然注意尽量不找借口，有时也忍不住脱口而出。心里想着今天最好不喝酒，却不知不觉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喝起来。像这些方面，我猜自己恐怕和世间的普通人差不多。不，弄不好还低于平均值呢。
然而说到写小说这项工作，我却能一天连续五个小时坐在书桌前，始终保持一颗qiáng韧的心。这种心灵的qiáng韧（至少其中大半）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获得的东西。我通过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才掌握了它。进一步说，只要有心去做，即便不说是“轻而易举”， 至少谁都能通过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当然，说到这种qiáng韧，它就像身体的qiáng韧一样，不是要同他人较量竞争，而是为了让此时此刻的自己保持最佳状态。
我并不是要大家变得充满道学气，或变得清心寡欲。这两点与写出美妙的小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怕是没有吧。我不过是极为单纯而务实地建议：多留意一些身体上的事情岂不更好？
而这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说不定与世间大众想象的小说家形象大相径庭。我一边这样说，一边感到有种不安渐渐袭上心头。过着自甘堕落的生活，置家庭于不顾，把夫人的衣物送进典当铺里换钱（这形象好像有点太陈旧？），有时沉湎于美酒，有时沉溺于女人，总之是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从这样的颓废与混沌中催生出文学来的反社会文人——这样一种古典的小说家形象说不定才符合世间大众的期待。要不然就是那种向往参加西班牙内战、在pào火纷飞中噼噼啪啪敲击打字机的“行动派作家”。而住在安稳的郊外住宅区里、过着早睡早起的健康生活、日复一日地坚持慢跑、喜欢自己做蔬菜沙拉、钻进书房每天按部就班完成固定工作量的作家，只怕谁都不会渴望吧？我可能是往大众心目中的làng漫幻想上，不停地泼着无情的冷水呢。
比如有一位叫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作家。他是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发表了许多长篇小说，当时很受欢迎。他在伦敦的邮局里供职，写小说只是兴趣爱好，但他很快在写作上获得成功，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作家。然而他直到最后都没有辞去邮局的工作。每天上班之前早早起chuáng，勤奋地坚持写稿，完成自己规定的写作量，然后出门去邮局上班。特罗洛普似乎是位gān练的职员，晋升到了相当高的管理层职位。伦敦街头到处安置着红色的邮筒，据说那就是他的功劳，此前可没有邮筒那玩意儿。邮局的工作似乎很对他的脾胃，不管写作多么繁忙，他都不曾动过辞职去当专业作家的念头。可能是个有点古怪的人吧。
他在一八八二年六十七岁的时候辞世，作为遗稿留下来的自传在死后刊行，于是他那没有丝毫làng漫色彩、规矩死板的日常生活首次被公之于众。此前人们并不知道特罗洛普是何许人也，等到真相大白于天下，评论家和广大读者都愕然失色，或者说大失所望。据说此后，作家特罗洛普的人气和声誉在英国一落千丈。而我听到这个故事，却老老实实地感到钦佩：“好厉害，真是个了不起的人。”虽然我还没读过特罗洛普的书，却对他满心崇敬。然而当时的大众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好像颇为生气：“怎么回事？我们读的居然是这种家伙写的小说？”说不定十九世纪英国的大众对作家——或作家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反世俗的理想形象。我要是也过着这种“普普通通的生活”，很可能会遭受和特罗洛普先生相同的命运。一想到这些就不免惶恐。不过，特罗洛普先生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重新得到评价，要说是好事，也确实算是好事……
如此说来，弗朗茨·卡夫卡也是在布拉格的保险局里做公务员，工作之余孜孜不倦地写小说。他好像同样是一位勤恳gān练的官吏，职场同僚都对他另眼相看。据说一旦卡夫卡没去上班，局里的工作就会出现停滞。与特罗洛普先生一样，他是那种既扎扎实实完成正业，从不偷工减料，又把小说当作副业认认真真去写的人——只是我感觉拥有一份正业，似乎成了他许多小说最终未能完成的借口。但卡夫卡的情况不同于特罗洛普先生，这种中规中矩的生活态度反倒有受到好评的一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真有些不可思议。人的毁誉褒贬这东西实在难以理解。
总而言之，向作家要求这种“反世俗的理想形象”的诸位，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你们，而且——这句话我好像重复过许多遍了——归根到底这只是对我而言：肉体上的节制，是把小说家继续当下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想，混沌这东西其实人人心里都有。我心里有，你心里也有，不必非得在现实生活中以肉眼可见的形式具体展示出来。换句话说，它不是那种可以比画着向人炫耀的事物：“瞧瞧，我心里的混沌有这么大呢。”如果想邂逅自己内心的混沌，只消静静地闭口不言，独自下降到自己的意识底层即可。我们必须直面的混沌，值得严肃面对的真正的混沌，恰恰就在那里，就潜藏在你的脚下。